中国经济特区的奠基人（2）

北京——权力的雷区

全国的生活开始慢慢步入正轨。不久前的游击队员和住窑洞的人学着管理一个大国。北京正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党和政府机构体系，需要精力充沛、经验丰富、久经战争考验的活动家。1952年9月，习仲勋令人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生活中的变化一个接着一个，1953年6月15日习仲勋和妻子齐心的儿子出生，取名“近平”。

习仲勋在北京时仍保持着在陕甘宁边区养成的作风，在日常生活中勤奋、谦虚，制定和实施决策时把握分寸合理。习仲勋与像他一样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大多数延安老兵保持着同志般的关系。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有97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6亿中国人和1100万中共党员。1959年4月，习仲勋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与具有传奇色彩的周恩来在国事和生活中密切合作。

习仲勋并未卷入当时党和政府高层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速度的激烈争论。但有的事件也牵涉到习仲勋，尽管他努力做好平时的具体工作，与周恩来一起担负着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之重任。审查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也与中宣部的工作相关。习仲勋不仅要对各类出版期刊，还要对各种文学和戏剧作品的言论是否符合党的路线作出决定。

歌颂与国民党斗争英雄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踏入的雷区。小说创作之初，习仲勋似乎觉察到了小说将会带来的危险，按他的指示，作者对很多章节进行了几次重写。最终他同意小说出版，显然是从1956年5月确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发的。习仲勋没有意识到领袖的复杂反应，尽管表面上一切如常，但他的头顶上开始笼罩阴云。1959年4月，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8月至9月，他赴苏联学习重工业发展经验。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苏联，也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