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别异”。礼的指标是实现秩序，礼的起点或前提则是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分别、分理、分化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分化混沌，告别愚昧，战胜野蛮，然后步入文明，走向自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三大分别、分理、分化的基础工程，即天人之分、人人之分和个体生命的身心之分之上。这三大基础工程决定了人类群体的三大主体行为：如何对待上天、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这三大主体行为造就了人类的三大主体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天人、人人和个体身心这三大关系实即三大因缘，彼此依存，相辅相成。
“礼本于仁”。仁是实施三大主体行为，处理三大基本关系，并使之达到理想状态，即和谐的最高准则和最适中手段、最有效方式。于是成为“人之为人的最高标准”（冯友兰语）。“仁者爱人”，仁的基础内涵是爱，即所谓“亲亲之谓仁”。但爱并非仁的主要内涵，爱属自然，是天性，是本能，是感性的，有等差，有时限，讲占有，可拒绝。爱是上天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
“仁”的主要内涵是敬，即孔子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是教养，是理性的，平等的、无时限，重分享，是互相的，并不可拒绝。故孔子曰：“无敬何以别（犬马）乎？”敬乃是处理天人、人人（包括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关系）及身心三大关系的要津。
于是孔子曰：“礼主敬。”《易·坤卦》：“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易·离卦》曰：“敬之无咎。”《左传》曰：“敬，礼之舆也。”《庄子》曰：“敬中以达彼。”《坛经》曰：“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皈依也。”二程曰：“人道以敬为本。”朱子曰：“敬是圣门第一义。”王夫之则径称：“敬，礼之神也。”当然爱不可或缺，因为爱是天性。无爱则无敬，无敬则无所谓爱，“爱而无敬，兽畜之也”。所以爱和敬实际也是一种因缘。依佛家言爱即因，敬即缘，相辅相成。有真因才有正果，有爱无敬，不成正果。
故孔子说：“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由爱而敬，或曰由爱提升到敬，才谓之“中”，才合适，才到位，才符合礼的规范，也才能最终实施好三大行为，处理好三大关系。敬有二义：一是忠，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恕，即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由正面，主动、积极地处理三大关系即忠，由侧面，被动、消极地处理三大关系即恕。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类有张有弛，有进有止，有作有息，可以动静相得，刚柔互济。人类既需要主动、积极，也需要被动、消极。而当今人类所忽视的恰恰是后者，这就是所谓物化，准确地说动物化的最主要表现。
总之，中国文化或国学归根到底是三个字：道、礼、和。这三字彼此关联，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道是因，礼是缘，和则是果。
道，有天道、地道、人道等。中国文化所重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庄子》）。由此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重人道，人本。
《礼记》说：“人道，政为大。”日前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特别引用了孔子所说“政者，正也”。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直接关系到执政者的人文素养及其执政效果。然而何以正？答案只有上揭四字：“弗敬不正”。所谓敬，无非有三：“尊天”（墨子语，即董仲舒所谓“崇本”），互敬（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自重。三者是为人、为政、立国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正道。对上天大自然，对他人，对人民群众，对自己个体生命不敬，就是人品不正，民风不正，党风不正等等，一句话，就是不正道。结果只能是自然生态恶化；只能是失信于人，激化社会及民族矛盾；只能是身心不和，生命失常。只有尊天、互敬、自重才能提升境界，提高修养，进而改良执政效果，政通人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永保中华文明之道通达和长远。
《中庸》曰：“从容中道，圣人也。”从，信从、服从，即忠；容，宽容、理解，即恕。善者从，不善者容。忠恕是人生修养的极致，只有忠恕，才能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社会关系、天人关系才能实现理想状态。对天，对人，对自身个体生命有忠有恕，就可以实现三大和谐，即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和身心和谐。费孝通先生生前最后发表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令”，体现出的正是中华民族的大胸怀、大境界和大智慧、大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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