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探源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世界各国呼吁“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①。“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十分重视的外交理念和国际战略目标，自其上任以来，多次在国际舞台运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世界各国乃至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图景。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作了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题演讲，全面、完善地论述了“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并将过去在地区发展构想中提到的构建区域性命运共同体进一步上升到了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高度。作为习近平文明交往观的重要组成，“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凭空而立的口号与概念，它既是习近平以其敏锐的时代眼光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对当今世界形势和人类文明进程予以深刻洞察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一理念并付诸实践，有必要对这一理念进行理论探源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虽然首先表现在倡导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的深入合作，但其本质上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和发展前景的深入考量和判断，因此应当从文明发展与文明交往的角度来探析其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交往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中的文明交往理论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可借鉴的文明交往思想共同构成了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源流并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发展理论的时代新诠释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表明，人类文明在诞生之初被时间和空间分割开来。不同的文明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处于相对分散的位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大文明之间并无交往，他们均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承担着各自的历史命运。文明之间的联系随着文明的进步而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正如汤因比所指出，早期“文明的碰撞往往表现为一方攻击另一方”②的暴力征服形式。如今，人类文明史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和文明间交往日益紧密的呈现出微妙平衡状态的阶段，极有可能是命运的转折阶段。习近平对人类文明不会在持续冲突中走向毁灭而是走向“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判断，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文明交往理论，并对其作出了时代的新诠释。

第一，“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现的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规律。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文明是人类对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不断改造的实践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汇总所创造出来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人类文明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其他上层建筑不断在矛盾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就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来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③毛泽东也曾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④习近平深刻认识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世界范围内分工不断细化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利益则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从而指出“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⑤

第二，“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人类文明终将迈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判断相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分工，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分工不断细化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跃，人类文明被强行拖入了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得以形成并正在创造着更为巨大的生产力。虽然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并没有发生，但包括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在内的文明进程却没有停止，共产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没有改变。习近平指出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⑦就是把人类文明看作了一个整体，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的普遍交往，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大发展，而在世界文明普遍交往中被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则将成为促成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动力。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第三，“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命题的新拓展。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⑧。而正如前所述，共产主义是以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只有在文明的普遍交往下成立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是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⑨。习近平多次指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在于“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⑩。可见，在“命运共同体”思想当中，多领域的合作是手段而人才是最终目的，加强区域和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使人类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使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个人才能局限于文化的桎梏将被解开，使实现人类解放的事业向前迈进一大步。

“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层面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和人类文明交往日益紧密的同时，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步入深水区的改革进程与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共同构成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巨大挑战。因此，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得不面临并不断回答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之间如何交往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中华文明乃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对历任中央领导人文明交往思想进行继承和创新的成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层面。

第一，“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邓小平开放世界思想的时代新描述。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这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科学判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正是邓小平将中国与世界的命运所联系在一起所做的深刻考量。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正与之相应。习近平提出“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的观点，也是将邓小平所强调的中国的发展“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思想扩之于世界的判断。

第二，“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江泽民文明多样性理念的继承和创新。21世纪伊始江泽民便多次提出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倡导。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后又提出“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习近平在继承江泽民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细化并具有创新性的论述，提出文明没有十全十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之间的平等相待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秉持兼容并包的精神可以消除文明冲突等观点，并最终创造性地将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导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光明未来。

第三，“命运共同体”思想使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有了阶段性目标和具体路径。胡锦涛在2005年指出“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后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再次向全世界呼吁“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习近平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比之于“和谐世界”这一宏伟愿景的整体性和抽象性，显得更为具体，它依托“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勾画出了一条从区域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未来文明的渐进式发展路径，使“和谐世界”的现实有了阶段性目标和明确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