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探源（2） − 学习动态 − 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 − 重大事件专题 − 专题 − 宣讲家网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虽然首先表现在倡导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的深入合作，但其本质上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和发展前景的深入考量和判断，因此应当从文明发展与文明交往的角度来探析其根源。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的新光辉

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世界性交往的迅速展开，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所带来的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推进了全球化的展开和人类文明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西方文明的成果与资本一起，随着坚船利炮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到全球，并占据了主流和领导地位。不过也正是因为其文化的传播是基于与暴力的勾连而非其在思想、艺术等方面的辉煌成果，随着非西方文明地区的经济增长，其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也与日俱增，从而产生了主张保护、复兴本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并试图摒弃西方的影响。事实上，随着多级世界的发展，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支配力量确实在下降，西方所尊崇的价值理念对于解决日益凸显的包括人类文明交往在内的种种问题已显得力不从心，许多西方学者也开始寻求用东方的思想解决人类的后现代难题。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貌的文明交往理念，其不同于西方文明交往思想的本质区别之一，在于结合了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的有益资源，它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价值观为内核，勾画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文明交往范式，正如杜维明所指出：“儒家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提倡兼容并包，是一个学习的文明、包容的文明、对话的文明，同时也是具有天下情怀的文明。”

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明的经典表述，时常出现在习近平对于人类文明交往以及“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当中。在谈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时习近平指出：“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在谈及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习近平又将“讲信修睦”作为倡议双方努力方向的第一条。“讲信修睦”语出《礼记·礼运》，“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讲信修睦，尚慈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充分彰显了儒学以情为重，将伦理人常透入法制的国家治理模式，推及文明交往，也即是重视不同文明在交往当中所产生出的情的要素，虽然利益是文明交往的基础和动力，具体的人却又不可能忽视的交往主体与目的，将人情融入文明交往当中，便可产生以柔克刚的功效，就可以缓和乃至于消除亨廷顿所念兹在兹的文明的冲突，从文明的对话走向文明间的和谐，最终形成世界文明。

不可否认，西方文明为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了大量的规则和范式，这些已被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过去的人类文明进程当中发挥了不可忽视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其价值背景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缺乏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21世纪人类面临的考验除了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外，还有与之同时产生的异化力量。经济与技术不能构建全球伦理，只有以人为目的的宽广的人文关怀所创生的文化力量，才能保证精神与物质的同步发展，以保护人类文明不至于走向毁灭。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能够为人类提供这样的资源，也正因如此“命运共同体”思想能以时代的耀眼光辉，引领人类文明交往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作者单位系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注释】

①“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4日。

②［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79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4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⑦“习近平：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第119页。

⑩“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第90页，第78页，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