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目影院诠释了“你是我的眼”的真正含义（2）

用“倒扣的汤勺，勺背上有个旋转的扇叶”来形容直升机

2005年，“心目影院”作为“红丹丹文化教育中心”的公益项目开办。虽说起初无论“讲成什么样儿”，盲人朋友都能听得津津有味。但为了更好地通过声音构筑现实，王伟力煞费苦心地进行着琢磨和探索。

声音设置上，他将讲述音和电影音方向分开，前者使用单独的音响，来源放在观影者的后侧方。犹如朋友在肩膀旁低声细语，营造出“耳语化讲述”的亲近感。影片选择方面，一切都要在盲人能听懂台词的前提下进行。基于此，角色太多声音种类太多的影片不选，严重的方言片不选、外语原文片不选。

具体到讲述，关键在于瞬间找到贴切的语言，在台词间隙“见缝插针”地描绘。妻子成了王伟力的“试验品”，常常一部电影她要蒙住眼睛，听丈夫讲上多遍。“我们毕竟不是盲人，只能反复体验。尝试的次数多了，内心产生了‘盲态’，就会意识到，原来这句话我应该这么说。”

王伟力解释，盲人的“视觉意识”中没有透视关系，是全息的。明白了这一点，再讲“直升机”，他会用“倒扣的汤勺，勺背上有个旋转的扇叶”来形容。“一个梳着奇怪发型的女人出场”，也不如“一个梳着面包形状发型的女人出场”更好理解。“盲人有探索秘密的特性，从小就摸就拆，他能摸多少呢？一人之下的所有东西。只要拿这些东西比拟，他一下子就能想出来了。”

而伴随对盲人群体更进一步的体察，王伟力意识到画面讲述也并不总是越生动越好。“砰，张三打中了李四的头部，鲜红的血浆顺着墙壁缓缓流下……这种画面讲吗？可能我们看到并不觉得有什么，因为我们看得太多了。如果你闭上眼睛听我讲，会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他认为，“内心创作”会将感受成倍放大，相比看一部鬼片，听鬼故事会更害怕。所以诸如暴力镜头、床戏情节等，要采用模糊虚化的表述方式。“这些内容对盲人朋友是有冲击力的，一定要考虑信息接收模式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看似在为盲人服务，实际上是明眼人的回归

从家用电视DVD，到环绕立体声音响，再到美国家庭影院系统，十年来心目影院的设备不断更新换代，发展得虽然缓慢，但却平稳。

如今再回首过往，王伟力已不愿过多提及那些“卖了车、用光存款、甚至向父母借钱”的困难坎坷。他轻描淡写地将那段日子概括为“就觉得这个群体不容易，应该关注，自己下海经商赚了点儿钱，能折腾折腾，花光了再赚就是。”

而不断深入的思考，让王伟力对心目影院的定位有了另一种理解。“总有人说我在做好人好事，我这不是好人好事。”他急切地挥着手，“残障群体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帮助他们是我们健全人的责任，而不是单纯的爱心。”

王伟力很少标榜自身奉献，将自己能够坚持做下去归因为从中获得了切实的愉悦。“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群体应该帮，做了后发现我们很愉快，好像赚多少钱都比不上这种快乐，好像找到了社会价值的追求和实现。既然开心，那就再坚持一年看看怎么样？发现哎，还不错，一些志愿者也进来了，就这样一年一年往前走着，一直做了十年。”

在王伟力心中，十年公益最重要的结晶是给人们带来观念的转变，“我们自身，也包括社会、企业、政府，所有人都在转变中受益，体会到价值观的重要。成长的过程中你已经发现了金子，还会放弃吗？”他顿了顿，笑言“可能听着我是像在说教，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来做。”

伴随社会力量的加入，盲人朋友除了享受电影，也能在志愿者的陪伴下游览长城、海边、草原……而在这一过程中，王伟力最想感谢的却是他们帮助的对象。他回忆起某年组织去慕田峪长城，有位扎着马尾辫、带着粗金链的小老板报名当志愿者。引领着一位年轻的盲人按摩师，一路走一路讲。结束时，每人发了一个小证书。

“第二年再做活动的时候他又来了，可把认识的人都吓了一跳。马尾辫没了，留的是我这样的寸头，肚子上的赘肉也没了。”小老板告诉王伟力，自己玩命赚钱的时候，是琢磨着怎么把别人的利益压到最低，而当看到那个小证书，想起带着盲人朋友时对方那样开心，他觉得只有那一天找到了最大的快乐。“这难道不是一种心灵的回归吗？”王伟力感叹，小小的一个电影院，看似是在为盲人服务，带着他们做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们明眼人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