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年（2）

二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我国在国家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构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在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借鉴了“苏联模式”的一些方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党中央对这些问题逐渐觉察，经过执行“一五”计划一段时间的实践和对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局变化情况的观察分析，毛泽东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中国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从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些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1960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报告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侧重讨论经济问题。

《论十大关系》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十个涉及全局的重大关系，为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开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好头。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苏共教训的会议上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论十大关系》成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党中央、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实质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重大问题最初的自觉意识，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是这里已经有了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特点”的要求，这是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雏形；二是这里已经有了要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的要求，这是后来走出“苏联模式”束缚的前导；三是这里已经有了“第二次结合”的要求，这是后来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围绕着这些总的看法，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论。

第一，在政治上，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一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二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八大正确地分析了这些变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第二，在经济上，八大总结了“一五”期间的实践和反对冒进的经验，提出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要求，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涉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问题。周恩来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由于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就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八大实际上考虑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初步实现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时间接近或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号召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对人类有所贡献，不然就会被开除“球籍”。（《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三，在思想文化上，八大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用行政的方法对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同上，第54页）“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同上，第55页）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74—5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八大确认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要求用适合科学和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行政的方法来指导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指出，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第四，在党的建设上，八大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历史任务。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鉴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即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成为现实，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成为迫切任务。

八大提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要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清醒认识由于党成为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和危害都比以前大大增强，因此，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

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实事求是提出的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方针和设想，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和自信，也体现了这种探索的重要经验和重大成果。

关于这种探索的历史意义，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