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6年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之年。这年的6月和10月,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同时,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也逐渐显露,出现了一些社会风潮。毛泽东高度关注事态的发展,称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对于发生“多事之秋”的深层次原因,毛泽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主要从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两个方面加以认识。在11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这些矛盾表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形成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苏共二十大也是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全盘否定斯大林,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为否定十月革命开了门。受斯大林错误和苏共二十大错误的影响,“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同上,第34页)
面对国内社会风潮中暴露出的矛盾,毛泽东深感在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经济文化建设的时候,教育党员干部学会搞经济建设和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同上)结合波匈事件的教训,他提醒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同上)
“多事之秋”使毛泽东进一步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新情况的出现又使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思考。
1956年临近结束的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多次修改意见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还删去了文章初稿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并批注:“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同上,第58页)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60年过去了,关于1956年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个问题的思想指导,他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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