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绪论（三）：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2）

“打虎英雄”决心打破“腐败魔咒”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指出：除非你尝到过深谷的滋味，否则你就不可能真正领略险峰的情趣。如果你只是站在局外旁观，那么你也不可能懂得一个领导人的动力来自何处。

政治家在面临权力分配和调整时遭遇到的压力之大，特别是清除权力最高层的腐败行为时面临的风险之大，是局外人无法了解的。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意思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免除刑事处罚了，过去的高级官员即使触犯了法律，处罚也多以贬职、降级、批评斥责为主，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面子”。

重组权力，改革弊政，正本清源，依法惩治腐败高官，这些举措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打老虎”。众所周知，老虎是猛兽，一旦打不过它，是会被老虎吃掉的。因此，反腐败就如同猎人打虎，是极高风险的行为，一旦打虎失败，猎人就有灭顶之灾。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在“打老虎”的问题上都是慎之又慎，决策者十之八九的时候是“睁只眼闭只眼”或者“绕着走”。

2012年岁末，当刚刚登上最高政治舞台的习近平向中国民众宣示“打铁还需自身硬”“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时，国内的民众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的。但随后习近平一系列打虎动作的出炉，让老百姓看到了他的“实诚”——仅2014年一年间，中国就有四个特大型“老虎”被拿下，他们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周永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他是正国级的高官，出外访问能享受首脑待遇；徐才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是副国级的高官，他主管军队的干部人事工作达10多年之久，徐在军队中的地位高于美国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中国军队中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令计划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案发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也属于副国级高官。令计划担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比白宫办公厅主任更重要更敏感；苏荣担任过多个省的省委书记，被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副国级的高官。另外，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先后接受调查处分的腐败官员仅省部级以上的就超过100位，其中不乏位高权重的“大夫级”高官。

中国的年轻人在网络上给习近平画了一幅漫画像——习近平骑在“大老虎”背上，挥拳痛击猛虎，这幅模仿打虎英雄武松设计的卡通形象，鲜明地说明了民众已经很自然地认可习近平打击腐败的魄力和勇气，中共的纪律检查机关也是一个动真格、不怕事、不讲情面的“铁面判官”形象。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2012年，中国因为腐败问题受到法律惩处的高级官员，总是停留在副总理、副委员长或者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从来还没有一位政治局常委或者正国级官员被法律问责，以至于中国民间传出“反腐有上限”的说法，意思是到了政治局常委这样的级别，就不再有腐败问责的风险了，但这个延续了60多年的所谓“惯例”在习近平的铁拳攻击下，已经不复存在。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是第一例。今后，不管是谁，不管级别有多高，也不管权力有多大，一旦违反法律和中共的纪律，就得被问责。这条“高压线”在习近平手里被充上了电。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经深刻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铁律。如何驯服权力？如何抑制权力导致的腐败？又如何让权力正确而高效地发挥作用？人类的探索充满艰辛。一部人类政治史，就是一部人类探索正确驾驭权力的历史。对此，习近平的政治探索是具有独特意义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13.6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权力掌舵者是不可想象的。保持权力运行的统一高效和稳定，必须是第一追求。与此同时，如何防止强势的权力发生蜕变和腐败，使权力始终在清廉的轨道上运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2013年3月，他担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后不久，在北京见到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基辛格，当他介绍自己的职务和分管工作时，基辛格点评说“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王岐山后来笑谈，我理解基辛格博士说的“伟大的工作”，其真实的含义应当是“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理解他的话不像是好话，而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

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如何清除腐败，保持高效廉洁，这被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并不让人奇怪。既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稳固的执政地位，又要防止权力滋生腐败，这种打破“腐败魔咒”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样摆在习近平面前。

对于这样的质疑，习近平的回复是“中国共产党还就不信这个邪”。不信邪，就得拿出让人信服的硬招来。从2012年末到2015年初，在不到3年时间里，习近平通过自己一系列的强势表现，已经显示了他具备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勇气、智慧和政治谋略。如果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封建专制传统最长、官僚主义积弊最深的东方大国里，实现政治清明、官员清廉、治理有效、民众欢迎的政治新常态，那将毫无疑问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先前备受争议的“中国道路”也将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