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守纪律、讲规矩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自觉认识和行动（7）

个人离开了党组织就没有那么大影响了。这实际上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党员作为党组织的一员，你的力量就在于有党组织，离开了组织，就不可能再有过去那种力量。所以在革命困难时期，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的时候，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的安危，说你们这样太危险了，就像老百姓说的“提着脑袋干革命”，怎么可能成功？结果刘志丹跟他父亲说，说我不怕，因为我们是一个组织，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就把个人的命运融入到了组织中间，哪怕我可能会牺牲，但是我们这个组织，我所信仰的主义，我们这个组织所奉行的纲领和目标，它的前途是光明的，它肯定要取得胜利的，抱着这么一种必胜的信念。刘志丹说的这段话，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靠着这么一个组织。党的力量源自什么？就源自党的组织系统，源自每一位党员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

1930年，党内还开除了一个早期在党的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曾领导工农革命运动的罗章龙。当初有人提出，他反对的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最后被开除出党。但是他另外成立了一个党组织。当时，他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党团书记，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全国总工会的一把手。他们当时发表意见说，现在的中央领导完全破产了，威信完全扫地了，应该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来重新组织临时中央机关，然后指名道姓要求撤换，用纪律来制裁一批党的领导人，引进他们这样的工农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中央机关。他们这些反对党的组织活动，我们叫做非组织活动，后来他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非法中央，成立第二工会，组织进行党内分裂活动。当时，中央给了他们多次警告批评，责令他们立刻停止分裂活动，挽救了一些人，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继1929年开除陈独秀以后，又开除了罗章龙。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所以说这些措施，实际上确实都是为了维护党的统一所必须的。

除了罗章龙以外还有一个反面教员，就是大家熟悉的张国焘。其实张国焘起初也参加过党的创立，参加中共一大，并担任大会主席，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了贵州遵义一带，准备向四川方向前进，和张国焘领导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会师时，他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带出来将近10万人。这10万人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兵强马壮。但是到了1935年6月两军会师，见到中央和中央红军时，他的个人野心就开始膨胀。他带的这些人突围四道封锁线，长期辗转，是一路打过来的，中央的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看起来好像已经不如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了，所以他就开始提出一些组织上的要求，包括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包括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职务。当时是谁在当？是周恩来在当。他就开始要挟，想要把红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将领都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担任各种各样的重要职务。当时，中央也是顾全大局，就都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后来他反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他还是想打到四川盆地的中央，到成都去吃大米，不愿意北上，这样一来就发生了南下和北上的分歧。他不听中央指示，率领红四方面军辗转，重新翻雪山、过草地，往四川的平原地区发展。结果在四川庐山的百丈关一仗中，红四方面军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因为当时四川的地方军阀都是占山为王，这些军阀表示红军经过这个地方可以，但是你要想占他的地盘，你侵害到他的根本利益，要来占领他的地盘，就会拼死抵抗。虽然红四方面军这些指战员也英勇作战，但是在百丈关这一战损失极为惨重。百丈关在现在四川的雅安地区，正好处在从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带，你打不赢这一仗，就别再想着打到成都去吃大米了。所以这样一来，张国焘开始气焰嚣张，成立第二中央，宣布通缉毛泽东，开除他们的党籍等，这些错误的做法最后自己都有所收敛，宣布还是继续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回过头来带领部队继续北上。这时，中央红军已经北上，去和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原来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四川会合。会合以后，两军继续北上，一直到1936年10月，到了宁夏和甘肃一带，三军才最后会师。

对于会师之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中央还是采取了一个非常策略的方法，只是在中央委员这一层进行传达。1938年到了延安才开会讨论张国焘的问题，才在更大的范围里批评张国焘当年的分裂主义错误。那时候他认为抬不起头来，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中央给了他一个虚职，就是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副主席，他觉得好像还是埋没了他的才华，后来就借着清明节到黄陵祭祖的机会投降叛变。

张国焘和陈独秀还不一样。陈独秀到重庆江津以后，张国焘还专门去看过他，两人还有通信。我们一说起张国焘，他就是一个革命的叛徒、党的叛徒，而陈独秀虽然也曾另立组织，违反了党的纪律，但他并没有像张国焘那样去叛变革命。所以说在讲这个问题时，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陈独秀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创办过《新青年》，他有功劳。

实际上早期的陈独秀，我们认可的就是三大功劳：第一，新文化运动，创办《新青年》；第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三，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中肯、公允的评价，但是如果他们不违反党的纪律，要严守我们今天说的“讲规矩、有纪律”的话，我想陈独秀最后也不会沦落到那么凄惨的地步。张国焘也同样如此。

共产党在创立制定这些党规党法以后，始终这么坚持，并且不断去完善的。对于不遵守组织纪律的人，我刚才讲了几个具体的例子。还有一个叫温裕成，他曾任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局（又称少共中央局）书记，后因不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和贪污被严重警告、撤职。还有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王泽楷，也因为违反组织纪律被开除党籍。

党的纪律、规矩一旦确认下来以后，不管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原来的总书记、一把手在内，包括省委书记、中央委员在内，都是要采取必要的惩治措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