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主体形态”如何协调发展（2）

2.我国城市群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东部发展较为成熟的四大城市群看，尚未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城市群建设进入了需要深化改革的瓶颈期。

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发育较为成熟的城市群主要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山东半岛城市群等，但从总体上看，东部四大城市群尚未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一方面，与世界各大城市群相比，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和重点方向；另一方面，在动力机制上主要是行政手段，市场作用亟待释放。从各项发展指标看，东部四大城市群的水平处于持续提升过程中，但增长的幅度有限，一是经过前些年的快速和高速增长，开发程度普遍较高并抵达某种阈限，人口、资源优势的利用回报率有所下降，同时在空间资源和环境条件约束加大的背景下，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大踏步前进”，和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一样，东部城市群也迎来了以“中高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

2.从中部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看，在环境保护、层级体系及人口资源方面均不乐观，且可能面临着“隐形塌陷”的困扰。

中部城市群主要包括中原经济区、环长株潭、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四个。中原经济区城市人口指数倒数第一，城市经济指数倒数第二，前者显示人才与就业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后者揭示出当前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武汉城市圈高等教育院校密集，优质人口指数和职业人口指数的优势显著，但本质上是一个“放大了的武汉”，在层级体系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环鄱阳湖城市群在九城市群中垫底，而基于经济不发达基础上的环境生态水平，本身也是极其脆弱和靠不住的。发育比较均衡的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其第三产业和可持续发展仅次于珠三角，在一些指标上还超越了成渝经济区。中部城市群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隐形塌陷”，其人才和人力资源本身已经不足，而随着长江经济带的贯通和一体化，有可能流向下游的长三角和上游的成渝，这是特别需要注意和未雨绸缪的。

3.从西部的城市群发展看，和中部城市群已有一拼之力，但与东部还有较大距离，其难题在于如何突破各种现实的客观条件限制。

成渝经济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如下：在人口指标方面，成渝经济区历年来基本在第五至第七位徘徊；在经济指标方面，成渝经济区基本处于第六位左右；在文化指标方面，成渝经济区基本在第四位左右；在生活方面，成渝经济区基本位于最末位，这是成渝经济区表现最不尽如人意之处；在首位比方面，成渝经济区的均衡程度较高，但由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这也仅仅是处于“简单均衡”或“原始均衡”阶段，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这样的“均衡”必然会被打破。成渝经济区是西部城市群发展的缩影，由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它们一般在区域发展中竞争力有限，在人力、资源的抢夺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如何突破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则是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4.我国城市群精神文化生态建设成效不明显，“重经济，轻文化”的现象依然较为严重，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还有较大的差距。

城市群代表了当今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和良好的公共服务能力，本应是当代中华民族美好生活的核心空间。但在城市群经济繁荣、城市建设光鲜亮丽等繁华表象的背后，各种极端心态与行为也与日俱增。这说明我国城市群患上了“文化病”，在硬件、硬实力与软件、软实力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和不平衡。原因在于，首先，目前我国城市群规划多是以产业、交通为中心的经济规划，评价标准也主要是一系列经济指标，这就在顶层设计上决定了其必然走上“经济型城市群”的发展道路。其次，尽管在一些规划和实施方案中“文化”一词频频出现，但由于规划编制的基本立场和评价标准并未改变，文化充其量只是一个“摆设”，“重经济轻文化”的基本格局未得到改变。这是我国城市群规划“惊人相似”的主要原因。再次，尽管我国城市群涵盖了巨量的区域文化资源和生活方式资产，但对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的实际贡献极其有限。从文化指标评估看，中原经济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文化底蕴丰厚，却排在靠后的位置，这说明其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经济效应和影响力没有挖掘出来。对于物质空间上日趋局促的城市群，文化开发和提升是今后应重点研究、规划和布局的战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