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群：什么是好的通识教育

近年来，随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识教育成为热点问题。2015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推动我国通识教育迈向新阶段。四校通识课程模块分别有六大领域、八大课组、七大模块和四大板块，各校所设的传统文化课程数量占其通识课程总数的1/4左右，集中在人文学科。在政策层面，不久前公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这些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要目标和发展理念，对于推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尽管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的内涵见解不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通识教育既然是“教育”，必然与人的培养密不可分；况且，古今中外大量事实一再昭示，人的成长离不开通识教育。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技术类高校，除了培养大学生的不同专业才能外，还需要培育某些共同的基本素养。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大众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增多，办学目标各有侧重，但也面对诸多共性问题，如人生的意义、文化与国家的认同、家庭和社会之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等，这些都是大学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从人的培养来看，实施通识教育，关键在于培养什么样的“通识”以及如何培养“通识”。

1、适合本国需要的教育

通识教育是东西方文化演化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普遍要求。其源头，在中国可溯至先秦时期的“六艺”教育，后演化为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在西方则溯至古希腊罗马的教育和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在文化选择上，必然认同和赓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与英文“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相对应，中文语境的“通识教育”一词，虽属后起的概念，却与中华民族优良教育传统相契合，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通识教育既反映特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也折射人类共同的理性精神。从文化传承和文明演进来看，通识教育之于中华文化，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渊源有自、交互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不辍，至今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其中以汉字为载体的通识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百年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郭秉文就提出，判断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劣，不依赖于预设的条件，而依赖于其制度适应各自国情的程度。因为问题不在于哪一种教育制度更好，而在于教育制度更适应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若以公正、适当的眼光考察，中国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盛誉。要回答“何种教育制度能培养最善良之公民”，必须厘清不同国家“最善良之公民”的含义。就中国而言，保持自己的优良教育传统更为合适。因为任何一国教育制度的成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他还指出，热衷学习西方，应避免过于强调西方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视我国人民生活的动机。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于西方人是最好的教育，未必能保证对中国人也是最好的。以西方教育之长，与我国数千年教育历史所证明适宜者相结合，才能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郭秉文认为，经学教育“养成中国人某些优良和稳定的品质”，其合理内核值得发扬光大。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大学教育整体上呈现明显的“西化”取向，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科学和文化过程中，坚持中学与西学并重，极力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精神，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这些学人重视学习国文和西文，具有深厚的国学和西学根底；尊崇优秀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文化根本；重视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中西文化互补。

2、注重“学习”的教育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贯穿于“教”“学”双向活动和师生相互影响之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只有内化为学习主体的意识和自觉行为，才能真正产生作用。因此，好的通识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应是注重“学习”的教育。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种“学习”的文明，对于教育有独特而深邃的理解。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先秦儒家认为，“学”是第一位的，“教”是第二位的，“教”是为了更好地“学”。《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通篇都在讨论“学”，而不谈“教”。远方的朋友前来求教，共同探讨问题，不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你所说的道理，虽然他人没有理解，你却并不怨恨，这不是君子应有的学习态度吗？《学记》则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强调讨论式学习的重要性。孟子认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左右逢源。此外，透过《礼记·学记》、荀子的《劝学》等教育名篇的命名，我们亦可见儒家重“学”之特质。

即使在全面移植西方学制的近代，中国人仍然保持了“好学”的传统。郭秉文指出：“今日中国教育变革的精神与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教育精神并无不同，就是说，仍保持对学习的高度尊敬。其变化不在好学的本质，而在学习的特征。过去崇尚古代经典的文学及伦理，而今则扩展到西方科学的实验与致用，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借此可实现新国民和爱国的理念。”

通识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它需要通过身教，以人格的力量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为师者首先要有“通识”，并努力营造民主的教学气氛。梅贻琦、潘光旦提出师生“从游”论，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作为教师，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而于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

从先贤倡导的“言教”“身教”，到当今兴起的“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教的形式千变万化，而“学”的本质则一以贯之，这就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即“做人”）和学会发展。这也是当今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应有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