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眼中的习仲勋

秘书眼中的习仲勋

摘要: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出生于陕北富平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他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还不满15岁。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出生于陕北富平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他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还不满15岁。出狱后,他长期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斗争,1933年与刘志丹等人创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苏区最年轻的一位领导人。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被关押,幸被及时赶到的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解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解放大西北。

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1951年亲自护送第十世班禅从青海进藏。1952年调中央,1953年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辅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工作。1962年9月,因一部名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1980年12月,调中央工作。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后,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

我从1996年初开始给习老当秘书,直到2002年习老去世,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后,又有两年时间为其整理资料,直到2004年6月调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

我是他的后辈,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我无法亲眼见证,但作为他的秘书,我长期接触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也曾听他亲口讲述早年的种种经历,由此,我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一点了解。

纵观习老的革命生涯,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跟随刘志丹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广东担任省领导时,他力主制定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开拓,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广东的改革开放,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当时,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真年轻”。习老后来对我们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1952年初,习老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习老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习老最早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还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

习老是1978年4月到广东主持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调回中央。习老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习老直至来广东的前一个月,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按习老的夫人齐心的话说:“仲勋那时候恨不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补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习老到任后,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当时,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别说荔枝、香蕉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就连日常必须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多是“无缝钢管”(空心菜),更不敢养“三鸟”(鸡鸭鹅)。习老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他感到很难过。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下决心要搞好广东的经济。

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习老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久机会就来了。

1978年11月至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老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种敢于突破旧体制的大胆构想,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老又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老曾说过,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心里有底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非常相似。

回到广东,习老召集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9年4月,习老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上习老直截了当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他请王全国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

广东省委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习老又单独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小平同志一挥手:“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即《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这个文件给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

7月中旬,中央做出了回应,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即1979年“5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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