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眼中的习仲勋（2）

对于中央的这一决策，习老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

为了落实这一决策，习老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他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的各项工作，具体研究解决了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等政策问题，并决定从省直及有关方面抽调干部，增强深圳市的干部力量。

1980年3月末，谷牧又来到广州，主持成立特区的会议，会上习老将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

此后不久，深圳特区开始设立，特区的奠基仪式是由习老亲自主持的。

1980年12月，习老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公路桥等，都在进行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此后广东的经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习老在调离之前，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这是他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重登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盛典，了却了多年心愿

习老为人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习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长期在深圳休息，没有回过北京。1999年9月28日到10月9日，习老应党中央的邀请，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典，是他九年来第一次回京。

虽然多年身居南方，但习老始终关心着北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次应邀出席国庆大典，他显得非常兴奋。在来京之前，他就经常念叨着：“九七香港回归后，我没有应邀去香港；之后，作为十五大特邀代表，我请假没有出席。但九九年的五十年国庆大典，我一定要参加。一九四九年，我作为西北地区的领导人，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民一起欢庆新中国的成立。五十年大庆，我要重登天安门城楼，亲眼看看新中国五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1999年10月1日上午，习老穿了一身女儿桥桥特为他出席国庆大典而定做的灰色中山装，于9时30分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习老被安排在城楼最前面第一排西侧贵宾席，他的左边是黄华同志，右边是谷牧同志。庆祝大会10点准时开始，看着广场上声势浩大的阅兵部队、展示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丰硕成果的游行彩车，和热烈欢快的群众队伍，习老激动不已。他精神很好，多数时间一直站着，不时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我抓住机会，为习老拍了不少照片。

当天晚上，我征求习老意见，是否还出席国庆联欢晚会，习老兴致很高，表示要参加。晚上八点整，他在天安门城楼前面东侧的贵宾席前就座，观看联欢表演和礼花。后来因风大气温很低，经我们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习老才返回城楼大殿内休息。这时，习老让我向中办转达他对江泽民同志的感谢和问候。片刻之后，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出现在大殿门口，他跨过门槛，快步走向习老，上前紧紧握着习老的手，说道：“习老您身体真好，几个活动都参加了。今晚天气这么冷，您也来了，连个围脖都没戴……您夫人身体可好？我让王冶平来看你们。”说着，江泽民同志招呼我和记者给他俩合影留念。

在随后的几天，习老游览了北京市容，故地重游了中南海，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与老战友老同志叙旧，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直到10月9日返回深圳。

1949年习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的国庆盛典他重登天安门，可以说是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他的出席，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习老常常提起，他对这次北京之行非常满意。

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习老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而非“言传”。他性格耿直，一辈子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作风清廉，从不骄纵家人。习近平当福建省省长的时候，回家看望习老，都是毕恭毕敬站在一边，直到习老发话他才会坐下。前不久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评价习近平“平实低调，谦和大气”，这也是习家家风的体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习老的夫人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很远，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中都要八九点钟了，当时近平的弟弟远平还在哺乳期，没有一天不饿得嗷嗷大哭，但即使这样，习老也没为夫人换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后来，为了让齐心阿姨安心工作和学习，习老硬是让小女儿安安靠吃奶粉长大。

习家的孩子从小家教甚严，众所周知。用习近平的话说，“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孩子们的衣服从来就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穿小了，再给弟弟妹妹穿。有一次近平因为不肯穿姐姐桥桥的花衣裳急哭了，习老出面救急，用黑墨水把花衣裳花鞋子染黑了，再让他穿。

在齐心阿姨看来，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有些事做得和习老简直如出一辙。那年，近平离开中央军委，主动到河北正定工作不久，有次出差，坐的是火车硬座。途中，忽听有人在车厢里哭，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一下子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年纪很小，穿得也很破，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两个小姑娘非要近平留下地址，说找到父亲就来还钱。近平推脱不过，就留了地址。后来，这两个小姑娘还真拿着钱找来了，一看近平是县委书记，很紧张，近平赶紧好言安慰，最后不仅没要她们的车票钱，还又给了她们一笔回家的路费。

早在1939年习老主政陕北根据地时，某些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说是“陕北救了中央”，习老听到后立刻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在摆正位置、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方面，习近平完全秉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风务实，不喜欢发表政治宣言。

如今，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的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习老的晚年生活平静安详，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他还特别喜欢听秦腔，兴致浓时自己也吼上几句，他是陕北人嘛。现在，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愿，安放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那片他所热爱并抛洒过热血的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