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选载——突破创新软肋（2）

突破李约瑟难题，破解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难题是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来的。李约瑟是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有着杰出贡献的权威专家，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演，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所以，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无可否认，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奋力直追，但重大创新成果与中国专业技术人员第一大国的地位远远不相称，也与中国庞大的研究人才队伍基数不吻合。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透露中国国内现在每年培养的工程师的数量，相当于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的总数。截至2014年，中国专业技术人才已达5550多万人，占中国人才队伍总数的45.6％，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比例达到11∶36∶53，大专以上学历者占到68.6％。特别是最近5年来，中国新增专业技术人才860万人，博士后研究人员近6万人，留学回国人员105.57万人，取得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人员945.15万人。

为什么这支雄霸全球的人才队伍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于美国和欧盟，却迟迟不能诞生与之相匹配的重大成就？这是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到临终前也没有得到解答的难题，因此被称为“钱学森之问”。

2005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有15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钱学森本人于1911年生于中国上海，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同年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1935年9月，钱学森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其最重视的学生。他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并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45年，钱学森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但受到当时美国政府部门和军方的阻挠。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在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回国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认为“钱学森到哪里都顶5个美军师”，事实证明，这一判断远远低估了杰出人才对科技创新的贡献——钱学森后来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有人认为，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已逝去，但他留下的钱学森之问仍在考问着当代中国人，同李约瑟难题一样，激励当代中国领导人为破解中国创新难题而不懈努力。

习近平毕业于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1975—1979年，他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1998—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有广泛涉猎的习近平，对于中国当今创新的窘况自然不陌生。

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话时，习近平再一次深刻剖析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５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习近平纵览中国近代兴衰历史，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受理了超过52万件的专利申请，美国为50万件，日本34万件。中国继2010年超过日本后，2011年又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专利申请国。

这一数据让中国人感到自豪——过去100年里，在发明专利领域，排位第一的国家只有三个，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能够迅速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国，说明中国的科技潜力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下决心点燃科技创新的引擎，就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决策。习近平就此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