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新特征新趋势

结合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社会结构测量发现：农民中的一部分通过打工、通过经营，地位上升了。对于这两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可称作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结构”的转变。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已经类似于纺锤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即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而农村社会依然是“倒丁字型结构”，社会底层群体较大。

本文核心观点

●农民工频繁换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渠道，地位很难提升。如果农民工永远是农民工，永远进入不了技术工人群体的话，社会转型就无法实现。这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

●在经济扩张的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有一种呼声，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有持续性，只有政策具有持续性的国家才能进步。

●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还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无论是“倒丁字型”还是“土字型”，都是底层比较大。如果底层不断提升，最终变成橄榄型社会，中国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

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

我们怎样来看待中国的社会分层？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有所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关注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例如毛泽东当年写的著作，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得很精采，这是他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理解。从这里我们意识到，不管叫什么名字，今天更多的不叫阶级而叫阶层，但是本质反映的是一个群体的利益差异问题。

阶级、阶层、群体利益差异，核心是公平问题。目前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

第一种公平观念反对一切差异，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就不应该有，需要摧毁社会分层本身。

第二种公平观念认为，社会结构本身很难消除它的分层性，我们观察全部的人类社会，包括原始部落，族长和氏族成员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分层社会也可以有公平。比如北欧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一种分层社会，但它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其实这些国家市场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差异性挺大，大老板的收入也挺高。但是通过第二次分配，通过税收、福利、保障等各种调节机制把基尼系数调过来了。

这样就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平公正观点：

第一，注重结果公平。我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分层和政治分层》讲到这个问题。你以为把经济调平整了社会就没有差异性？这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以为调经济结构就可以解决公平问题，但是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社会这个有机体特别复杂，随便动一动，最后发现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第二，注重机会公平。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接受新的公平观念，大体上我们把它叫做机会公平。如果看文件的话，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都使用这样的概念。机会公平的概念实际上是说：起跑线平等，给大家创造机会或条件，机会公平使得一个社会更有发展动力。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理念进步，就是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社会极其复杂，人们理念上都希望有一个特别公平公正的体制，但如果简单地把结果拉平，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我国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现状

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分层状况呢？我采用2000年的五普数据做了ISEI（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作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图形，发表了一篇文章《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社会结构紧张》，大家看了以后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么一种社会结构？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时人口的多数还是农民，有一部分人出来打工，但地位也较低。这种社会结构是非常不好的结构，可以说这是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称作社会结构紧张。

我们还运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做了ISEI。 如果把这两个数据作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农民中的一部分通过打工、通过经营，地位上升了。对于这两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我称作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结构”的转变。

我们分析一下2000年和2010年的ISEI发生的变化，有四个大的群体变化比较突出：

第一个是农民，他们在五普的时候是63.2%，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减少了16.71%。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农村，中国如果想实现现代化，农民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无法实现现代化。六普的时候，原来的农民去哪里了？农民打工去了，而且打工部分数量特别大。比如深圳总共1千多万人，光打工族就占了一半，可见这在中国是大群体。另外，农转非也是农民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是体力劳动者，这部分变化较大。体力劳动群体很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农民，五普比例9.8%，六普比例13.58%，上升了3.78%。前面说农民减少了16.71%，为什么这里又上升3.78%呢？要知道，过去是市民承担了一部分体力劳动，后来由于国企改革及各种转制，城市户口的人基本上脱离了体力劳动，农村来的人就把这块填充了。所以，农民加入城市体力劳动者的数量比3.78%要大，因为城市人口退出他们进入，这部分是替代的关系。

第三个特别值得关注，即操作型技术工人群体的变化，五普是11.2%，六普只有9.8%，下降了1.4%。中国对于技术工人有极大的需求，为什么技术劳动者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呢？这就是大问题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即农民工的未来前景。

农民工是各行各业中换工作最频繁的群体。另外，中国还有一个“民工潮”，即农民工春节前回家去，春节后又到城市里来打工。农民工频繁换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渠道，地位很难提升。如果农民工永远是农民工，永远进入不了技术工人群体的话，社会转型就无法实现。这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

第四个群体是经营销售的白领阶层，变化也非常大。这个群体在五普中只占2.9%，六普中居然占到了13.34%，增加了10.44%,是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上升最快的。该群体对市场运营贡献非常大。所以，一个城市有了中小经营者才有活力。大资本的垄断如果过度，会断掉很多中小经营者、老百姓的活路。大型企业、大型垄断资本强调高度自动化，真正吸纳劳动力十分有限。因此，大部分人社会地位上升还是依赖于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