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新特征新趋势（2）

在中国社会结构测量中发现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处于社会下层的居民仍然数量很大，主要是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计算农村，只计算城市的话，中国城市确实是中产社会了。农村社会结构还大体上是倒丁字型的。目前的问题是，农村的劳动力、有能力的人都流失了，乡村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后劲。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中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巨大差异。中产阶层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城市里。而现在大部分的房产库存严重是集中在三线、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中产不足，多数居民消费能力较弱。

大城市应该说社会结构已经现代化了，白领、创业者、大学生、各种劳动者、外来打工族之所以愿意在这里，就是因为大家在大城市好找工作。

反过来，小城市留不住人，小城市的衰落和大城市的繁荣形成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世界各国也不太多见。美国也是巨型人口社会，少数大城市聚集很多的人，比如纽约。但是美国的小城市其职业结构也是现代化的，跟大城市的职业结构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大学生在小城市里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区域间的巨大差异，最核心的是东西差异。我们的数据把中国分成四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东北单占一块，因为情况比较特殊。

我们仅把东部和西部拿来作对比，对比东部和西部的中产阶层分布。我们看到东部 2005年收入中产比例是53.3%，到2013年上升成66.65%，也就是说东部总的来看还是一个发展比较正态的社会，东部的收入中产、教育中产、职业中产都在逐步扩大。但是西部就有问题了。

西部在2005年的时候收入中产只有21.23%，到2013年更下降到14.37%，净流出，教育中产和职业中产也是这样，比例越来越小。这样的话，东部中产确实是一个正态的效应，但是西部就呈现恶性循环效应。越恶性循环就越没有中产环境，所以人才就越留不住，大学生去了以后又走了，不会在那个地方待下去。

第四个问题是城市中户籍居民与外来打工族有巨大差异。对中国来说，户籍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地位流动的严重障碍。如大城市压缩外来人口、大学毕业生留城的人数，外来户籍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单位去工作，但是没有大城市户籍，他就必须考虑到将来一旦成家，生孩子了怎么办？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问题与对策

关于财富分布，改革开放以前连一包花生都通过行政副食本进行分配，可以说分配得够均等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差异比较大。改革开放以后，基尼系数1988年0.382，1994年0.434，1997年0.4577，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不低于0.5的水平。根据经验，一般调查中低收入户所给的信息大体准确，实际上，调查员入户后，根据住房等情况，大体也可以判断家庭的经济情况。而高收入户的情况复杂，很多调查不出来。学者王小鲁研究报告认为，高收入阶层隐性收入很高。

看待财富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国情。北欧的贫富差距小，与之相比较，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比较高。下面我们看看，美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从数据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一路攀升的。美国的贫富差距近来也变得比较严峻,有一个叫托马斯·皮凯蒂的学者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他用数据证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上升。

事实告诉我们，像美国这种数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比较难的。而美国才3亿多人，中国大陆有13.7亿。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难度非常大，千万不要想得太容易了。迄今为止，在建立福利保障体制方面，北欧做得最好，但是，相对来说，其人口规模也都比较小。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经济体，人口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但也不过3亿多人，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福利保障制度比北欧也差很多。所以，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如前所述，我国的特点是地区差异很大，所以，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其实，美国也知道自己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有缺陷，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曾经想推动美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但是都推不动，原因在于美国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政府如果更多地关注了穷人的利益，社会的另一端就会反对。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美国也是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因为美国社会强调竞争、强调效率。这样，在均等化方面，显然与北欧有很大差距，但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两者确实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美国的例子也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贫富差距确实比以前扩大很多，但是，观察多数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道路，在经济扩张的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有一种呼声，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有持续性，千万不要再翻饼了，一个国家受不了这么翻饼，只有政策具有持续性的国家才能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是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从而实现的。如果每一次都否定以前的成果，再翻过来重新走，就是前功尽弃。我们的贫富差距比较大，确实是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攀升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看中国最新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现出有一些下降的现象，至于这种趋势到底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

总之，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两种极端：

一种极端是财富被少数人垄断，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收入、财富分布的极大不公会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引发社会动乱、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警惕。

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盛行。这也是很可怕的，这种危险性在最近一段时间凸显了。尤其中国是一个长期有民粹主义传统的国家，民众很容易被煽动。什么叫民粹主义呢？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平民主义的思潮。这个值得思考，我看最近有领导人讲话也在提这个事情，整个意识形态被极端思潮撕裂，这肯定是对中国有害的，所以要阻止这个东西。

阶层固化问题与表征

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中国梦”时说“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李克强总理讲“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实际上都是在讲同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公平的体制强调的是起跑线的公平，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发展的机会都被某一个阶层垄断了，别的阶层没有机会，那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涉及到代际流动的问题。

代际流动是测量两三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看看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社会地位的变化，如果财富总被某些家庭代代相传，或贫穷的家庭总是代代贫穷，那叫做封闭的体制，或者称作阶层固化。反之则是开放的体制，开放体制强调不同阶层的子女都有发展的机会。社会学常常用代际流动率来测量社会开放度。

对于地位流动也要客观地看，社会流动率高体现社会有活力，但是，过于频繁的流动，也体现出社会的无序。进入新世纪以后，从我国的流动率上来看，代际流动有所下降。

这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比如，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性变得比较突出。很多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如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等，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这些产业。我们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新世纪比就非常明显，那个时候没有明确的准入条件，门槛比较低，大家都可以竞争。

第二，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如大城市的高房价，意味着有些人一次性把财富占有了，而年轻人、新来的大学生，再打两辈子工也不可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导致了下层群体上升流动比例下降。与之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收入层。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今天中国明显产生了阶层的生活区域。城市中，因房地产差异造成的阶级区隔正在形成，不少城市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

另一方面，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也使得一个社会从过去的无序走向有序。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句话，火车、轮船有一等、二等、三等的座位，确实有差异，但只要能让旅客们能够随时上下，这个秩序就会很稳定。火车好比是一个分层的社会，这个社会只要有流动，就有地位变化的机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四，阶层内部的认同加强。例如各种高层社会网络的形成，当然，底层文化也有形成和认同的现象。这对于社会秩序是有威胁的。

从以上分析发现，中国阶层还是有固化的趋势。可以说，中国现代社会体制建设还没有完成，未来还要做一系列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