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冀、鲁、晋、绥、察5省和北平、天津2市，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亿多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1/6，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人）。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这里有较多的工矿企业，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华北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由于华北地区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向华北进一步扩张。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提出“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也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正如当时世界舆论所评论的那样，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无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日本希望中国保持完整的统一和繁荣”。但同时又宣布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有着“密切的关心”等。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天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声称：“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

193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望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借口，向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增调日军入关，声称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国民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碍邦交”，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该刊主编、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被囚禁。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原则：“（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这是一个公开宣布的完整的侵华方案概括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通过一系列密谋策划，日军从1935年上半年起制造种种借口，挑起一系列事端，提出蛮横要求，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实现其侵华计划。早在1935年1月，日本侵略者就制造了第一次察东事件。

1月15日，热河伪满自卫团到沽源境内骚扰劫掠，与驻守沽源县乌泥河、长梁一带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发生冲突，宋军将伪军40余人缴械。日本关东军强称乌泥河一带为“满洲国”领土，一面向察、热边境增调军队，一面通过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进行威吓，声言要“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地方的中国军队。何应钦要宋哲元退让。1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决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军。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釆取“断然态度”。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于20日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以取得和解。但日军从1月22日起悍然以步炮兵10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动进攻，日机配合日军的地面攻击，连日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中国军队被迫后退。日本在炫耀武力得逞后，于30日在北平与中国代表会商，取得初步协议。在此基础上，2月2日，第二十九军代表与关东军第七师团代表在察热边境大滩达成协议。2月4日，北平军分会公布了“大滩口约”。议定日军即返回原防，第二十九军亦不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日军通过制造这次察东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以东地区的控制。5月，日军更把察东沽源县的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断水梁等地，划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设置“国境警察部队”。并以日本军官名字改变地名，如长梁改称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称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