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2）

6月，日军制造了第二次察东事件。6月11日，热河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警察进犯小厂。第二十九军所部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不顾事实硬说：“6月11日丰宁县日本人参事官一行，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关东军电令土肥原贤二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这时，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军逼走，恐有过分刺激，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13日电令土肥原贤二，暂时放弃了迫宋哲元部撤过黄河的决定。

5月初，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两汉奸被暗杀，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以此为借口多次晤见何应钦，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特别是6月9日日方递交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天津市、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和蓝衣社等一批国民党政军宪特首脑人物；将宪兵第三团及中央军、东北军驻冀部队全部撤出；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党部，解散宪、特组织等；并限期实施。为威逼国民政府屈服，日海陆军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等地，“摆出即刻入北平的态势”。面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南京政府于6月10日向何应钦发出训令，逐步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7月6日，何应钦又对日方作出书面答复如下：“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的“备忘录”与何应钦的书面复函，即为《何梅协定》，它虽未履行正式签约手续，但何的复函已构成法律承诺。其结果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一切势力，全部被逐出了河北省与平、津两市，实现了日本要把该地区造成“真空”的图谋。

与此同时，日军又挑起张北事件。5月31日，日本特务以“关东旅行团”名义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被张北县守城士兵盘查。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向察省当局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6月23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等于北平谈判。6月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等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依协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等中国军队撤出察北。后来察北6县被伪蒙军李守信部占领，成立“察哈尔盟公署”。

至此，日本侵略者几乎不费一兵一卒，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实权。

《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囊括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

1935年下半年，日本开始实施进占华北的第二个步骤：扶持傀儡上台，操纵“华北自治”，将华北分离出去。日驻伪满“大使”南茨郎在给外相广田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华北自治”的“最后目的，在于使华北各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为此，土肥原贤二、高桥坦及日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到华北各地活动，威逼利诱，妄图策动原北洋军阀巨头孙传芳、吴佩孚、曹锟，以及国民党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等出面组阁，建立所谓“华北新政权”。

接着，日本内阁也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发表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声称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互助合作，确保东亚安定”，要中国彻底取缔排日，拋弃欧美，转向亲日政策。其实质是日本要独霸东亚。为策划侵略的具体行动步骤，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冈村等，于10月上、中旬先后在大连、天津、上海召集关东军和驻华各地文武官员会议，以便将“已决定之方针传给当地”，使其相互密切配合。于是，在华北一幕幕“自治”丑剧，连连开场演出。

10月24日，日军策划河北香河县的汉奸、地主武装、流氓无赖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诡称这是“民意”的表现。之后，平、津等地不断出现日本策划的汉奸“请愿”队伍，要求华北“自治”。11月19日，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集结军队，华北驻屯军也进行调动，并公开威胁说：“任何中国人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犯关东军的兵力”。11月25日，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在河北通县挂起五色彩旗，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区包括22个县。1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向蒋介石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恶化的危险。11月24日，日驻华使馆陆军武官雨宫巽向中国政府代表陈仪提出要求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12月18日，国民政府为了迎合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成立这个委员会，在日本看来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挂“自治”的牌子，仍悬持着青天白日旗，但实际上已把冀察置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是变相的“自治”，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的要求。至此，华北已处于十分严重危机的地步。

与此同时，日本还策划了“内蒙古自治运动”。1935年8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南茨郎派田中隆吉少将赴内蒙古策动锡林郭勒盟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加紧分离活动，成立了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1936年5月，德王在日军操纵下，在察绥边境上的化德加卜寺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下设外交、军政等8个公署。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经济实行空前的掠夺。攫取华北的经济权益，是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为此，日本制订了掠夺计划—即所谓开发华北经济8大项目：（一）修筑津石路（从天津到石家庄）；（二）开发龙烟铁矿；（三）塘沽建港；（四）发展河北电器副业，成立华北中日电器公司；（五）华北中日通航，建立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航空网；（六）改良华北种棉；（七）振兴华北水利；（八）“整理河北井陉及正丰公司煤矿”等。1934年5月，日本对华铁路借款已达8952万元。到1936年，日本又提出一个主要由它投资的华北铁路兴筑计划，准备建筑10条铁路。与此同时，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芦盐运日合同，在长芦大肆收买盐田，为日军事工业提供资源。日本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下，疯狂地对中国经济进行掠夺，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整个华北的金融命脉，已经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冀鲁晋三省变成日本的植棉田，天津的中国纱厂为日本在华纱厂所吞并，天津的电气业完全由日资包办，平汉、平绥、北宁、津浦4路成为日本的运输线，日本的飞机独占了华北的上空，大沽、塘沽、北戴河、秦皇岛成了日本的港口，华北的金融、矿业也为日本所独占。

日本的武装走私活动也很猖獗。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在华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约占中国国内商品输入总值30%多。中国关税损失2550万元之多，仅1936年4月一个月便损失关税800万元。日本的武装走私蔓延全国各地，走私港口除河北的塘沽以外，福建有厦门，广东有汕头，陆路有长城各口。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日本武装走私也直接打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输入也直接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同时，日本还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来势更猛地扩大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侵略，首先是加紧商品倾销，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中日之间的商品竞争，以纺织品为最烈。日本纺织品因生产机械化程度和经营管理效率高，生产成本远比中国低，同时，日本政府对本国棉货倾销中国，免征出口税，且给予大量财政补贴，这样，造成中日棉货售价的悬殊。日货的大量倾销和国货的大量积存，迫使华厂大量倒闭和停工、减工。在1933年的头7个月内，全国92家华商纺织厂，即有18家倒闭或停业，减工者占44%，布机停工、减工者占41.9%。

日本对中国的大量资本输出，兼并华厂，更给中国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打击。1934年，日商在华纱厂41家，不及华商纱厂的1/2；但其资本总额为25400百万元，比华厂多1倍以上，其生产额高达2160万打，使中国在华北的厂商大受其苦。日本设在山东的满洲、青岛二制粉公司，日产面粉达6800袋，中国面粉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兼并华厂是日本进行资本输出的一项重要手段。仅1936年一年，上海、天津、唐山即有6家纱厂被日资所兼并，其纱锭数共达18万枚以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直接侵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危及他们的生存。因此，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高潮中，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抗日倾向也在日益增长。他们指责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爱国运动的镇压，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

总之，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通过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形势愈来愈严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