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与包公戏（2）

被拔高的法官形象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很多著名的法官，在权贵、甚至在皇帝的威迫之下，依然执法如山，维护法律的尊严。也有很多法官善于裁决疑难案件，实现公平与正义。侦破疑案在今天是属于刑事侦查部门、公诉部门的职能，在古代却是很多著名法官的典型事例。各地官府衙门大堂之上经常挂着“明察秋毫”的匾额，很明显地说明它的“发现”犯罪的职责。对于法官能力的评价突出的是破案能力，如五代人和凝《疑狱集》选编的66个案例，有四分之三的案例是破案故事。南宋人郑克《折狱龟鉴》选编375个案例，破案故事的比例也有这么高。

拿这三项标准来衡量一下包拯，那么在历史记载中的包拯，一点都不能算是一个著名法官。

就第一项来说，历史上有西汉的张释之、隋代的赵绰、唐代的戴胄、徐有功等等著名法官，敢于对抗皇帝对于案件判决的旨意，激烈劝谏皇帝遵守法律。而在历史记载里，包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例。前面提到包拯劝谏仁宗放弃任命张尧佐的事例，并非执法审判之争。

就裁决疑难案件这一项来说，包拯也没有很著名的事例。唯一的一件是作为监察官参与审理“冷清自称皇子案”。北宋皇祐二年（1050），开封城里有个叫冷清的年轻人，自称自己是“皇子”。冷清的母亲王氏是从宫廷里放出的宫女，也确实与宋仁宗发生过关系（宋仁宗与之发生过关系的宫女都赐予“龙凤抱肚”以为验证）。不过出宫后嫁人，先是生了一个女儿，以后才生了冷清，因此完全可以排除冷清与皇室的任何血缘关系。冷清长大后不务正业，听说宋仁宗长期未能得子，和道士高继安合谋，到京城伪装皇子。当冷清被抓进开封府后，高继安又指使他装疯卖傻，逃脱罪责。包拯向宋仁宗报告，请求立即将冷清和高继安斩首示众。这个案件事涉皇室，但是疑难程度并不大。

民间传说中智慧无比、擅长破解无头案件的包拯，在比较靠谱的文献记载里，实际上只有三个破案记录。

第一个是“智断牛舌案”，记载于南宋人郑克编写的《折狱龟鉴》（后被《宋史·包拯传》吸收）。包拯初任官职，担任天长知县。本县有个农民和邻居有过节，夜里偷偷地把邻居的耕牛舌头给割了。耕牛主人到县衙报案，包拯叫那农民赶紧回去，大白天就把牛杀了，割下牛肉发卖。按照宋朝法律规定，伤牛及私宰耕牛者都是要判徒刑的重罪，而举报者则有赏。坏邻居第二天立即就去举报“私宰耕牛”。包拯把那告发者召进来审问，开口便问：“你为何偷割了人家的牛舌，又跑来告人家私宰耕牛？”那人被包拯说中心事，目瞪口呆，赶紧下跪认罪求饶。

第二个案件与此相似，记载于北宋人吴奎撰写的包拯墓志铭。开封有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带了几两金子，怕自己喝醉酒遗落金子，在喝酒前先把金子交给对方替自己保管。可等他过完了一醉方休的酒瘾，第二天去朋友家讨回金子时，却遭酒友否认。那人无奈，来到开封府告状。包拯听了双方的陈述，暗中派人去被告家，对被告的妻子说：“你丈夫已经承认昨天代朋友保管过金子，现在叫你交出来。”被告妻子信以为真，交出了金子。包拯把派去的人带回来的金子当堂出示，被告只得认罪。

第三个案件，记载于北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但却是一件包公被手下书吏算计的案例。有个犯罪的富户，按照法律要被判处脊杖（专门责打罪人背脊、要打出血印俗称“背花”）的刑罚。富户送了一个书吏一大笔钱财。书吏说：“包公判案，没有办法求情，只好我也陪你挨一顿打吧。”第二天富户在堂上哭闹不停，那书吏正坐在包公案下记录供词，突然装出一副气恼的样子，大吼一声：“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这么没出息，最多只是挨几下脊杖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包公闻声大怒，立即要衙役将这书吏拖下去责打臀杖十七下（只责打臀部的刑罚）。回过头来处治这个富户，如果真的照旧判罚脊杖，恰被那书吏说中，有损长官的面子。于是包拯改为从轻判处，也是臀杖。想不到这却恰好被书吏猜中，实现为富户减轻处罚的目的。 

在宋代官员士大夫的心目中，包公并不是一个著名法官。比如上述南宋人郑克编写的《折狱龟鉴》一书，收录了156位宋代法官的207个破案故事（有些破案故事没有提到法官的姓名），包拯破案故事收录了上述的“智断牛舌案”和被手下书吏算计这两个。可是该书收录的和包拯一样有两件破案事迹的宋代法官有35人之多，还有7位法官各被收录了3件以上的破案事迹。

因此包公的法官名声，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在民间传说以及文艺作品中被不断塑造拔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