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观察中国政治要有认识论上突破（2）

■世界大历史维度中的中国政治

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知识不但有观念，更多的是事实和常识，跳出观念的囚笼而回到事实世界，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大概会是另一种结论。

严格说来，在世界大历史维度上，西方国家今日之福利，也不过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200年，西方国家都发生了什么？且不说内部的政治动乱和流血冲突，西方国家之间还直接演绎了人类的大灾难即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实行了“以大收买换取大和平”的福利国家政策，人民开始安居乐业了。这种好过的日子也只有20多年，即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就开始出现因越战、石油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此时，无论是多元主义者达尔，还是保守主义者亨廷顿，都悲观地认定西方国家处于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拔，因此达尔写了《多元民主的困境》，亨廷顿等则写了《民主的危机》。可以说，此时的东西方国家都处于危机之中。不同的是，西方国家依靠新自由主义即回到古典自由主义而渡过危机，而另一极的苏联在政治改革中自我解构。但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是结构性的，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2007年金融危机，背后必然是政治制度问题。

那么，大历史中的美国又是怎么走过来的？美国工业现代化的起点应该是内战之后，到1880年代左右，农业经济让位于工业经济。在这十几年内，社会公共秩序几乎失序，私人警察和私人法庭盛行，不但黑人就连白人也可以被私人法庭审判。接着，美国就进入了所谓的“进步主义”时期，即从1880年代到1910年长达30年的社会混乱时期。紧接着，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刚结束10年，又进入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时期，不久又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几年，美国算是过上了好日子，但黑人直到1965年才有了基本政治权利保障。算一算，从“杀无赦”的美国内战开始后的100年，美国普通百姓到底有几天好日子？更别说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清洗，专门的排华法案，这样的国家没有政治“合法性”问题吗？可以说，美国硬是扛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治理危机，才解决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的。而且“合法性”政治的自洽，还是来自观念的建构，即“自由民主”理论。

大历史纬度的常识是，整个西方世界或者我们所说的早发达国家，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西方大国，几乎全都是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的，都是在危机中求生存的。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伴随着转型危机而导致的治理危机，用我们今天的时髦语言来说，就是充满着“合法性”危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渡过危机的西方早发达国家开始“重述”历史，在冷战时期的历史叙事中，其危机重重的历史过程被抹去了，刻画出来的是一套非历史性的“好政策”、“好制度”、“好模式”，以便让后来者即新兴民族国家去学习、去模仿。结果如何呢？不妨看一看下面的情况。

“二战”结束时联合国会员国有40多个，今天则有200个左右，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约160个。在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有几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经济发达序列？也就十来个，其中一小半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进入发达序列的呢？它们都有违当时的流行学说，其道路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好政策”、“好制度”。不但韩国等是这样，早期后来居上的德国、日本也是这样。基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总结道：在过去300年的世界经济史上，后来居上者都是走了自己的道路，而移植“好制度”者几乎全是失败者。这的确是个符合事实的论断。例如南美在“二战”之前本来还算富足，战后按照西方设计的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结果陷于南美人所说的“依附型国家”而难以自拔。整个非洲也基本如此，政治制度全是外来的，经济政策上也是典型的进口替代，结果也成了南美一样的“依附型国家”。问题是，同样是后发经济体，为什么东亚没有陷于依附状态而迎头赶上？

当今的中国固然有很多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非常严重。但是在大历史的纬度中来观察不难发现，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同样是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的治理危机，问题的严重程度真的比它们更严重吗？让我们回到现实，在世界政治的大空间中来看，与上百个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当然更有自信的资本；而且与可比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更有理由产生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