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观察中国政治要有认识论上突破（3）

■国际大空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

政治制度尤其是大国政治，是很难用实验法来反复考量的，而比较研究中的“反事实法”则是一条可以验证政治选择好坏的方法。所谓“反事实法”，就是与事实相反的假想思维。比较政治研究让“反事实法”不仅停留在假想思维层面，而且停留在事实层面。比如，中国没有走上西方道路、实行西方制度，如果实行了会是什么结果？这是没法实验的。但中国与可比的、政治制度相反的国家进行比较，则可反向验证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劣。

比较政治研究首先是选择可比较的对象。国家建立后发展的起点、近代历史遗产、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等，都是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条件。基于此，中国很难与城市国家新加坡比较，也很难与早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与发展中国家比较。而发展中国家众多，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与实行同类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进行比较。

其一，相同的制度，不同的选择：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中国没有实行西式民主，而曾与中国实行同一种政治制度的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则走向了西方民主制道路。结果如何呢？即使支持俄罗斯转型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是“失去的十年”，国家和人民处于失败状态，俄罗斯最终呼唤出了政治强人普京。十几年来，普京实行的是被西方国家戏称为“普京式民主”的“可控的民主”，学术界的标签是“选举式威权主义”，即有选举而无民主的政体。在西方标准那里极度负面的俄罗斯政治，却得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支持。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到底是人民的认同重要，还是迎合外国的口味更重要？道理不言而喻。

其二，中国与代议制民主国家比较。在人口过亿的9个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当中，只有一个国家即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也可称为民主集中制），而其他8个国家的政体都是西方民主制，“观念世界”中的“好制度”如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公民社会等应有尽有。其结果如何呢？在治理意义上，国际社会科学界最喜欢拿中国和印度比较，即所谓的“龙象之争”。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个时期，是印度的发达的“民主社会”即发达的公民组织涌现期，结果两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人均GDP中国是印度4倍之巨。在治安指数上，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亚的每10万人中杀人犯是20人以上，俄罗斯是9人，印度是3人，中国是1人。

通过简单比较我们发现，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政体能提供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是多么不靠谱的假说，为此而进行的铺天盖地的量化研究多么有违常识。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民主”政体提供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其实是发达国家好于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恰好是“自由民主”政体。但是，提供“好福利”不是因为其“民主”，而是因为其早发达。这些其实都是历史常识：早发达的要素有很多，其中战争掠夺、国内种族清洗、市场经济等等，都是关键变量。哈佛大学的教授不应该偷换概念，不应该犯方法论上的常识性错误，即把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替换为共时性政体不同的国家加以比较。其实，不同的政体可以比较，那就是中国与实行西方民主制的8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有哪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提供的福利好于中国？在我看来，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所犯的方法论上的常识性错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治学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世界经验的中国意义与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大十字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和“观念世界”中的中国政治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中国有多么完美，而是告诉我们关于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乃至规律性的治国之道。

第一，治理危机的普遍性。国家之间的比较，看上去是在比较哪个国家更好，其实是在比谁更难，哪一个大国治理是容易的事情？治理危机是一种必然的普遍性历史现象，西方发达国家是这样过来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会例外。治理危机是普遍存在的，而如何渡过这个难关？世界政治经验的启示是，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保障公民的个人基本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样，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的制度建设，将使政治制度具有更强大的适应能力，而公民权利的保障必然反过来增强政治制度的吸纳力。

第二，政治制度的历史性。文明互鉴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之路，但这并不是否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之文明根基的理由，没有文明基因的政体必然不是好政体，很难产生人们所期许的结果。

第三，“观念世界”的危害性。在不具备相应的文明基因、而且尚处于发展中、甚至欠发展的阶段搞所谓“普世价值”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其实是“党争民主”），就别指望有期许中的发展。研究印度“民主”得出的结论是“托克维尔悖论”：印度的“民主”政府在最初时期运转得还不错，恰恰是因为印度不存在一个“民主社会”；而当印度的“民主社会”（即碎片化的以族群为本位的政党组织和公民社会）发达以后，印度的“民主”政府却难以为继了。这就是印度二十几年的反贫困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四，中国经验的理论性。中国不应该是“观念世界”的理论试验场，而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鼓噪的“中国威胁论”，其实不是说中国的军事威胁、经济威胁，而是政治威胁，福山如是说，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也这么说。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实践模式而书写的政治社会理论是改写世界300年历史的大事，“历史终结论”已经因为中国的成就、西方本身的问题以及转型国家的乱象而被动摇。

第五，中国政治发展的适应性能力。比较的发现不是为了美国式的固步自封，中国政治有巨大的空间去调整，去完善，而且中国有能力、有愿望去进行政治改革，比如近年来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推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建设工程。比较而言，基于“党争民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否决型政体”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政治改革。在福山看来，哪怕是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善而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一种“政治衰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