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在全社会构建合作理性尤其重要

网络时代，信息繁杂、纷乱，各种争论和谩骂时常发生，让人不能不对社会理性有所思考。如何构建一种合作理性的文化心理，对未来中国显得尤其重要。

春秋战国时代，显然属于乱世，诸子百家对社会的评判多为礼崩乐坏。但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影响到思想的多元发展。那时的诸子学说目的就是为了让社会回归理性，比如道家提出的“小国寡民”、墨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相对说起来，儒家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探索，更为系统和深入。儒家既把人心之仁看作社会理性的基础与内在自觉，也把仪式性的礼，提升为一种对生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和行动规范。仁义礼智信这些思想规范，是为了促进个人的理性，进而推动从家族到国家和天下的理性。

那时虽无社会理性一词，但从儒家的学说中，读到的是对社会理性的呼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一方面看到了政与刑对民众的外在威慑，但同时也看到了德和礼对社会秩序的重要。孔子当年主张的是先礼后刑，在他看来“不教而杀谓之虐”，也是执政者的一种恶行。荀子也同样主张：“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与孔子不同的是，荀子同时把法律看作是社会理性的基础，荀子认为“礼义生而制法度”，所以社会理性的核心是必须礼法并重，所谓“隆礼重法，则国有常”。

儒家强调个人心灵对仁的价值认知，其实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理性的内在自觉。此外，孔子还扩充和抽象了礼的价值。礼在过去只是祭祀的仪式，但孔子将它视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规范。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不同的民众明确自己的社会身份，如《易》中所说，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但它同时强化了人的等级意识。不过在那个时代，能有这种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思考，在当时却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儒家的各派虽然思路不大相同，但礼、乐、刑、政却一直是儒家学者探索社会理性的核心观念。

对今天来说，在全社会构建一种合作理性的文化心理尤其重要。因为人类社会是一种共存关系，互利合作可以说是一切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一方面，人们在市场领域需要互利合作的理性，另一方面，政府与民众也需有一种合作理性。人类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是这种合作理性的产物。这种合作理性的基本观点是，理性的个人主义在发展个人的同时，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样理性的政府权力在为公共利益服务时，也会获得来自公众的信任与尊敬。所以一个理性的政府，必然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它追求有限与责任，追求法治与透明;同样，一个理性的经济体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会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它追求信誉与人道，追求互利与合作;而一个理性的公民群体，必然呈现出个体理性的成熟与公民组织的发达，面对社会矛盾，公民不会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而是自发理性地进行反思，着手解决社会矛盾，更会避免因过激言行导致社会的混乱与失控。

社会理性意味着凡是市场和社会可自我发展的领域，政府就应当给予足够的自由空间。理性的政府会主动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主动要求来自社会和民众的监督，政府各级官员的行动也紧紧围绕着政府应承担的公共责任，通过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来主动培育自身的公信力。社会理性，还意味着政府、社会和民众在为共同的目标作出各自的努力，政府会主动响应民众的呼吁，而民众也会放弃单纯的指责与斗争心态，不是以感性意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是以理性的自我反思与合作共存的理想，来协商解决自身与群体的利益。社会理性，也意味着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都抱着一种合作共赢的态度，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

一个理性的社会，意味着要有对各种社会矛盾的理性认知，政府不能把矛盾视为对权力的挑衅，否则只会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可能将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一个理性的社会还意味着，不能用压制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而应当抱着共生、合作的心态理性地协商、解决社会矛盾。一个理性的社会，理性的政府是关键，但理性的公民和社会同样重要。中国人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价值判断，这种生存发展是具有连带和共生关系的，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中，这种共存与发展才有可能。如果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所有中国人梦想的话，那实现社会理性则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