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3)

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3)

摘要: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这应当是我们今天乃至以后纪念的价值所在。

三、在“五四”精神的纪念和弘扬中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五四”纪念是进行“五四”阐释的最佳时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纪念“五四”,每年结合五四运动纪念日,都有论述五四运动的宣传性文章或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借助“五四”纪念的契机,诠释“五四”历史,阐发“五四”精神,赋予了五四运动以更多的历史意义,从而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首先,“五四”纪念赋予五四运动更多的历史意义,是建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起点。李大钊认为五四运动不能局限在学生狭义上的爱国运动,应上升到反对强权、争取自由的更高层面意义上去。他甚至把“五四”与“五一”相提并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意味”[6],在李大钊那里,“五四”已不是一个狭隘的学生爱国纪念日了,而是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发展方向。1925年5月3日,瞿秋白发表了《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他同时认为,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使得五四运动“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7]瞿秋白初步指出了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历史进行评价则始于1939年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逐步界定了“五四”的历史地位以及运用“五四”来诠释和建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前途作了阐述。他认为民主革命过程是分阶段进行的,就全体来看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指出了“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8],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革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9]。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最终定性,奠定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论调。他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194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加写了一段话: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0]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门介绍五四运动的文章,主要是按照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模式,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端的节日,是中国革命青年运动的节日,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节日。”[11]这不仅强调了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而且突出了五四运动在中国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五四运动在毛泽东建构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五四”纪念所传承和弘扬的五四精神型塑着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内核。早在1920年,陈独秀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说,指出“五四”除了爱国运动,还有其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即“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12]。反映了陈独秀把五四运动看成不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赋予了五四运动以更多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五四精神的探索。1924年,中共中央第13号通告《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宣传》中指出了“五四”纪念应“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13]这是中共通过“五四”纪念弘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次正式表达。1932年5月,瞿秋白在《五四与新的文化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五四”的遗产“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因此,他认为五四精神就是“五四”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并且表示无产阶级绝不放弃“五四”的宝贵遗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14]在抗日战争时期,“五四”纪念时所弘扬的是“五四”救国精神。1939年4月,中央青委在关于大后方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指示中要求“广泛宣传五四运动的救国精神”[15]。在关于第二届中国青年节的纪念中也提出了要“宣扬救国和追求真理的精神”[16]。总之,民主革命时期所弘扬的五四精神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对这种精神的弘扬和传承正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核动力。

第三,“五四纪念”号召“走群众路线”,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群众路线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1939年5月4日《新华日报》第一版报头上写着:“我们希望全国的青年,本着一面参战、一面学习的精神,广泛地深入到军队中去,农村中去,群众中去……从工作中学习经验,从经验中求得教训。”还有文章进一步强调青年运动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会变成狭隘的青年运动。青年应当担负起普及和提高民众文化和民族觉悟的神圣义务,应当耐心地去教育民众,并且向民众学习。这时,中国共产党已充分认识到民众中潜伏着的伟大力量,以及丰富的经验和无穷的知识。关于与群众相结合,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有过深刻的阐述。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曾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并强调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希望全国青年和文化界要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7]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也指出:“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18]可见,毛泽东对“五四”纪念的论述反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观点,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群众路线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

总之,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这应当是我们今天乃至以后纪念的价值所在。

[1]守常:《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2]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3]水如:《陈独秀书信录》,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31页。

[5]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7卷第5号。

[6]《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7]双林:《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向导》1925年5月3日。

[8][17][18]《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9-560、565-566页。

[9]《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563页。

[1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11]《五四运动介绍》,《人民日报》1949年5月4日。

[1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8页。

[1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1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页。

[1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15][16]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71、514页。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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