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永贞革新”开启治理体系转变（2）

汉代州郡的财政供给是国家，但封国诸侯有财政和军事裁度权，所以，汉代只有封国才敢造反。

唐朝的问题在藩镇有兵，在于国家不能节制藩镇手里的兵。唐朝州郡的官员没有敢造反的，就是因为他手里没钱也没兵，缺乏造反的资本。因此，柳宗元认为维护统一的办法，就是把兵权、财权收归中央。

我们谈中国治理体系的转变，为什么要从“永贞革新”开始说起呢？因为统一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当中讲道，中国与欧洲气候不同，相对欧洲来说，中国比较干燥，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因此，中国先天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是公共工程、公共财政，这是历史转变的物质条件，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而除了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制度条件和制度保障。为什么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了保障呢？这是因为，经历了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之后，贵族与皇帝分权的三省制度，逐渐变成了技术文官执政的所谓三司制度。国家治理的核心工作就是预算（度支）、商业（转运）和产业（盐铁），而不是过去贵族擅长的礼仪、辞赋和经史。这是很重要的转变。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使中央的财政制度能够确立。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