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不过，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尚未完全树立起来，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仍有不小影响，且有重新滋蔓之势，主要代表依旧是王明。

1937年11月29日，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六年的王明乘苏联专机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冒雪到机场迎接，兴奋得将帽子抛向空中，口呼“乌拉”，并在致词时称王明“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失望了。王明因背景特殊，在延安颇受追崇，四处作报告。他熟悉马列经典，演讲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形下，王明唬住了不少干部和进步青年，被视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当时延安有个较为流行的说法，叫“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其实，王明缺乏在国内的实际工作经验，讲得很空洞。不久，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强调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矛头直接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主张。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少与会者表示附和，就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事实上，苏联当时担心自己两面受敌（德、日），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故唯恐国共合作破裂。但如果中共放弃斗争，一味对国民党妥协迁就，就会沦为国民党的附庸，其反制作用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就会落空，也就很难出现和维持全面抗战的局面。后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血的事实证明王明是错的。除意见对立外，王明还有宗派主义毛病，闹独立性，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有心争当领袖。因此，王明的回国反而给党的工作造成干扰和混乱。

好在有毛泽东等人的坚持，好在共产国际在了解情况后，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袖，并由王稼祥回国传达了这一指示，这才使中共稳住阵脚。1938年9月末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及时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困扰。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抓住了要害：党内反复出现、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其共同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强调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表示，希望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说：“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然而，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王明随即将他1931年撰写、集中反映其“左”倾错误路线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他在自序中表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排斥毛泽东所讲但老祖宗和共产国际没有说过的“新话”；二是有意掩盖“左”倾错误使党蒙受严重失败的历史，为自己辩白。这使毛泽东愈发意识到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影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很显然，不解决思想作风、思想路线问题，全党就很难真正实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也就无法有效应对日趋严峻复杂的抗战局面。但是，在路线问题上掰扯清楚并非易事：一来党在过去长期为主观主义统治，遵义会议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历史问题作结论，“左”的传统在中共党内仍有不小影响；二来王明等人自称执行的是“国际路线”，而中共党内长期存在对共产国际近乎盲目崇拜的情结，人们的认识一下子不容易转过弯来。

毛泽东很注意策略，从总结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入手，以统一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为重点，耐心等待时机成熟。1940年12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回顾党史，指出苏维埃后期“左”的政策是路线错误。但这没有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1941年3月、4月，毛泽东着手将自己过去写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结集出版，特意写了序和跋。他在序言中说，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批评了“钦差大臣”现象，指出：“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旧事重提，矛头直指王明等教条主义者。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明确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即整风问题，对主观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都是极坏的作风。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献之一。7月和8月，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挂帅，开始组织具体的调研工作。

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重点讨论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自1940年秋开始主持编纂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此时从中挑出86件，以散页形式发给大家阅读研究。1941年12月，这些文献汇编为《六大以来》选集本，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在延安出版，时称“党书”。 有文献作依据，党史上是否存在“左”倾路线错误以及路线斗争的是非，就一目了然了。会议因此得以顺利召开，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基本形成共识，为延安整风运动定下基调。不少人在会上对自己在历史上所犯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唯独王明丝毫不作自我批评，在遭到众人批评后，称病不肯到会。他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是错的，要到共产国际打官司。而此时苏联正全力抗击德军的入侵，已无暇顾及中共事务。

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学习组，延安及各根据地成立高级学习组，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的决议。于是，整风学习在高级干部中普遍开展起来，为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打下了基础。毛泽东认为，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并加以克服，需要进行全党动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自抗战以来发展了70多万新党员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了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任务。同年底，党员总数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猛增到50余万人。党的组织已走出狭小圈子，党已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大多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并删去“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等句。 的报告，接着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行整风动员，阐明了整风的任务、方针和意义。这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嚆矢。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副之，成为领导整风运动的具体机构。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遂从延安延伸到各敌后根据地，从高级干部扩大到全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