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贡献中国思想 （2）

理论应为人民立言，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学理支撑和智慧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族性、继承性”“原创性、时代性”“专业性、系统性”，这六个“性”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中国化体现在民族性和继承性之中，时代化体现在原创性和时代性之中。专业性和系统性讲的主要是专家学者要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专业化和学科的系统支撑。为什么讲专家学者？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是主要主体，所以必须强调他们的专业化、系统化。人民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主体是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所以知识分子自身的素养很关键，他们的专业化水平和系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影响着构建的水平。

第一，要面向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比如，1978年初期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分化。从思想僵化到思想分化，这个逻辑是怎么演变的？把这一现实逻辑搞清楚了，才会从思想理论上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第二，要面向人民大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为人民提供精神产品、文化产品、思想产品，为人民立言、为人民说话。知识分子要走出书斋，要到社会上、到现实中去调研，了解人民大众的所思所想所求。

第三，要面向全球、面向世界。把世界先进文明有益的成果吸收过来。

第四，要为治国理政实践提供理论滋养，为中央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把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有机结合起来。当然，也要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和理论中获取营养、获得启示。

在充分肯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理论供给不足的问题。有的知识分子在面向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时，走向社会不够，走入实践不够，走进人民不够，为人民立言也不够。有的只是把西方的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直接拿过来，不加批判分析，没有识别其实质。有的对真正的西方先进文明有益的成果，还没有学到手。尤其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理论基础、学理支撑、理论滋养，做得远远不够。

这些问题，第一，与学术研究方式有关。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学院派，大多在书斋里面看书，到讲台上讲课。但很难走出校园，到工厂、企业、社会实践中，到人民群众中，沉下心进行社会调研。有的学者爱读有字之书，不大喜欢读实践这本无字之书。

第二，与理念和评价体系有关。有的学者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往往认为“学术”就是坐在书斋里面翻阅一些经典文本和相关文献，写几篇学术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发一发。这与评价体系有关。

第三，没处理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政治问题归结为学术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把学术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良性的学术为良性的政治提供学理支撑，这是双赢、两利，既有利于学术发展也有利政治发展；不好的学术与不好的政治发生关联，这可能是两害，既不利于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政治发展。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转变观念、方式

归结起来，专家学者应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所谓自上而下，就是要重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有些学术研究机构里，学者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不算学术成果。实际上，这些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也很好，影响力很大，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党中央治国理政都能起到有利的积极作用。所以，应对学术评价体系进行修订，要调整学术评价体系。这是指挥棒，是引领。指挥棒一调整，专家学者的研究方式就会调整。

自下而上，就是要让理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认识到，理论的生命力和价值主要在于面向时代、面向实践、面向现实、面向问题、面向人民、面向治国理政。专家学者既要在书斋里面研读大量的经典文本和文献，更要走出书房，到企业到城市到农村，到全国各地，到人民群众中搞大量的调研，既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读实践这本书。真正的“大家”，既要为人民立言，又能解答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还能体现时代精神、时代声音，同时能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理论滋养、理论支撑、理论根据。这些做到了，理论真正的价值和生命力就能体现出来。仅仅满足于在书斋里面读几本书、写几篇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发，这种自言自语、自卖自夸、自食其果的研究方式，其生命力和价值是有局限的。

当然，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过去的学术研究模式和方式是经过多年一步一步形成的，形成以后就有一种惯性，一下子拐过弯来不现实，得先慢下来，像自行车跑得很快要拐弯得先慢下来一样，要逐渐地转型、调整，这恐怕有一个过程。

但也不能懈怠。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讲了，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就是说，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人民，无论是时代还是实践，都对理论创新、对理论工作者有期待，而且有急切的期待。

最关键的是要自上而下重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自下而上让专家、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转变观念，来适应时代、实践与人民和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要求。应该说，自上而下的工作做起来相对容易，比如重新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但要转变观念，我看还有一个过程。

“真懂”“真信”是根本要求

我们一直强调要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讲“四个真”。“真学”，就要树立一个观念，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依然具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既具有真理性又具有道义性，把这个观点树立起来了，就会去“真学”。但学了以后还要解决“真懂”的问题，认真学才会利于懂。懂了以后，要解决理论的感染力、影响力问题，这有利于“真信”。“真信”，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破解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能破解实践中的问题，能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理论支撑。

不能不懂装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真理性、道义性怎么体现出来？对这些要真正弄懂，“真懂”可为“真信”提供基础。

当然，“真信”以后还要“真用”。这个“用”是什么呢？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包括两个基本方法:一是结构分析法；一是过程分析法。我们可以用结构分析法来分析今天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我们党提出的一个标识性、原创性的概念。供给和需求是一对范畴，讲供给并没有排斥需求，今天我们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重点是在供给方，即供给方的结构出了问题:要么是供过于求，要么是供不应求，要么是供求错位，要么是供给失误。这都属于供给侧的结构问题。

什么是结构？三个意思。第一，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各种要素，比如水有H、O两个要素。第二，各要素之间有关系、顺序、比例。比如H在前、O在后，H是两个、O不是两个，这就是水的结构。第三，结构是什么样的，事物存在的形态和功能就是什么样的。比如水有三种形态，固体、液体、气体，这三种形态与它内部结构不一样有关，而且这三种形态的功能也不一样。其实，结构分析方法对分析很多社会问题都管用。

过程分析法要求我们要学会“定位”“定标”“定法”。就拿邓小平理论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来说吧。当年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这是“定位”；在初级阶段的首要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定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靠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这是“定法”。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中国处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起点上，这是“定位”；由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中国梦是“定标”；实现中国梦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是“定法”。

这样分析问题就管用了，叫做“真用”。我认为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要把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搞清楚。这是根本要求。（韩庆祥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