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 不忘初心——亲历者回忆建党细节（2）

陈独秀就党的名称问题写信与李大钊等商议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首推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揭竿者。作为近代中国最敏锐最有冲击力的思想家，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便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他大力鼓吹“德先生”（指“民主”）和“赛先生”（指“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奔走呼号，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而另一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则有更多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 陈独秀和李大钊被称为首倡建党的“南陈北李”，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决定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席正式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没有留下回忆建党的文字，我们只能从他们在建党时期的文章或言论以及其他亲历者回忆中，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理念，特别是建党动机。

关于陈独秀的一些情况，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经过李大钊的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记得这一年的8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维经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对于建党一事，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便开始分头活动。陈独秀热情极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回忆了他参加党的一大的经过：“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吴、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董必武：我记得辩论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

董必武是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与毛泽东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37年他向斯诺当时的夫人尼姆·韦尔斯回忆了他参加中共创立的过程：“……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1935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我记得辩论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

李达：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

李达在建党前后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他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在1955年对访问者回忆说：“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维经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维经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 (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在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李达还回忆了毛泽东出席一大时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在这时已显露了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