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最后一名老兵：我亲历的卢沟桥事变

我出生于1921年7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当时，关中平原风传东北军不战而退、荒落而逃的故事。这让关中地区的汉子们很是郁闷。1936年，我受到一位亲戚的影响，决定投笔从戎，参加了29军。12月12日，我刚刚参军一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逼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这更加坚定了我抗日救国的决心。

我们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进入29军军事训练团的，之后我当了一名学员兵。之后我一直追随何基沣将军（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等职）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先后参加了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一些著名战役如沧州战役、大名府战役、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枣宜会战等，直至参加了淮海战役的贾汪起义。

血战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南苑兵营第14营房。战争打响后，29军全军投入紧张的备战，我所在的学兵军训团停止了一切课程。当时的29军学兵军事训练团约有学兵1500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大都没有经过任何战斗锻炼，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立刻上战场实在不恰当。但是我们学兵一再请缨杀敌，最后军部将我们编入了战斗序列。

7月28日，日寇侵犯南苑。南苑是平原地带，29军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将士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29军的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锋利得很！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

此一战，我们学兵军事训练团阵亡了约800人，占全团人数的一半以上，我有幸活了下来。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都被日机炸死，部队仓促应战，损失惨重。

击落两架日本飞机

卢沟桥事变后，29军撤退，途径泊头镇。在那里，我已经是高射机枪排的排长。我在29军军事训练团学习的就是高射机枪。在泊头镇，我们使用的是立柱钢管高射机枪枪架，这样可以任意角度对空射击。使用的重机关枪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德国购进的马克沁重机枪。

当时，每挺机枪普遍需要四人来完成操纵与射击。一人瞄准，一人供弹，一人进行观察瞭望，一人协调指挥。但这种配置并不是绝对的，必要的时候，三个人甚至两个人也可以完成射击。

我指挥我的排用三架重机枪对空射击。当时，日军的飞机飞得非常低，投弹时必须俯冲，大约距离地面300米，连日本飞行员的鼻子、眼睛我们都看得见。当几架日本飞机向我们俯冲而来的时候，我指挥三架重机枪同时对空扫射。当即击落一架，击伤一架！击落的飞机摔在地上引发爆炸，碎片溅落几里地！碎片中有飞机机身、携带的弹药、飞机燃油以及日本飞行员的尸体等等。

由于打下两架日本飞机，我得了奖章，还有纪念卢沟桥事变29军抵抗的奖章、证书，我都让勤务兵背着。谁知在纷飞的战火之中，连勤务兵都丢失了！

转战各地

此后，我跟随29军一路征战，参加了大名府、台儿庄、随枣、枣宜等战役。由于战争，我们学员兵都是边打仗边学习的。1939年正月，部队转战到湖北当阳一带的时候，干训团第一期、第二期学员同时毕业。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到了战区各部队任连长、排长。我毕业后成为179师537团一营的重机枪连连长。５３７团团长是过家芳，一营营长是刘庭勋。过家芳一直是77军军训团团长，后来77军和59军合编为第33集团军。撤销77军军训团时，把军训团编为537团。（77军军训团，过去由29军直接管辖，29军改为集团军后，为了纪念七七事变，番号改为77军。学员大部分是从平津撤出时的学生，学员毕业后，充任连排军官。）

当年，在29军官兵的心目中，军训团就是77军的黄埔军校。军训团也是何基沣将军一直亲手抓的，是他的王牌，他的根基、嫡系。在《何基沣将军传》和何基沣的卫士温文忠的回忆录里记载道：“1940年10月，何基沣率部队奉命开拔到湖北南漳、当阳一带去接替汤恩伯的防地。何基沣命令过家芳537团主动出击，途经南漳县消家堰时忽然遭到日军袭击，9架轰炸机轮番向只有弹丸之地的消家堰轰炸近一个小时，过家芳团阵亡130多人，被炸烂的四肢，血肉模糊地挂在墙上、树上，炸死的骡马内脏摊在地上。”

我的左眼瞎了，还有手指、脚面上的伤疤，就是这仗留下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所在的部队由于被改编为何基沣领导的77军，始终没有和新四军发生任何冲突，实际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何基沣还多次拨出子弹、步枪送给在竹沟的新四军。我们出没于桐柏大洪山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生死岔路一瞬间

白天，我们打不过日军，日本有飞机，他们的大炮火力非常猛，还有坦克，鬼子也非常多。相对于日军来说，我们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差多了，我们虽有马克沁重机枪，但威力相对于鬼子的大炮要差远了。

因此，我们537团所采取的战术是，白天不打，躲在树林和深草间睡觉、休息，或者直接抱着枪靠在树上睡觉。夜晚来临，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偷袭日军。

一次我和两位抬担架的老乡执行任务，走到一个山脊时出现个岔路口。抬担架的老乡问：咱们走哪边呀。我说部队在南边，就走靠南的那条吧。又走了三里多路，南北两条岔路合一。

后来才知道，那个岔路口，是我生死的一个岔路口。我们一行三人走下山后得知，一个日军小分队刚刚从北面岔路上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