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用小说抗战

叶圣陶用小说抗战

摘要:以精妙的白描传神地勾勒出的小说人物,既非勇将策士,更非达官显宦,却都站在自己平凡的生活岗位上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圣战中的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我以为抗战要本钱,本钱就是各个人的牺牲,牺牲具有积极意义的,就是所谓“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其仅有消极意义的就是不惜放弃所有,甘愿与全国同胞共同忍受当前的艰苦。

                                                                             ——叶圣陶《抗战周年随笔》

故乡且付梦魂间,不扫妖氛誓不还。

                                                                             ——叶圣陶

直接与敌人对垒的固然是士兵,士兵而外,贡献出所有的心思和力量的人,他们同样的志在消灭敌人,争取胜利,他们和士兵是一体,他们也是士兵。

                                                                              ——叶圣陶

以精妙的白描传神地勾勒出的小说人物,既非勇将策士,更非达官显宦,却都站在自己平凡的生活岗位上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圣战中的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14年,叶圣陶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卖文为生,曾在《小说丛报》、《礼拜六》等刊物上发表过一组文言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1918年起,开始发表批量白话小说,后来大多收入《隔膜》、《火灾》、《线下》、《城中》等集,与冰心在此前后发表的小说,被文学史家共同称为“问题小说”。也是因此,叶圣陶通常被誉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之一。

抗战以来,漂泊流离,既无较为安逸的执笔的环境,更少从容地构思故事的心境,叶圣陶几乎与小说绝缘了。但那些在艰难岁月里挺直了脊梁、谨守着节操的“义民”的精神,却一直在他心目中放着光彩、发出声响,呼唤他拿起笔来。1938年10月,他发表了入川后第一篇小说《我们的骄傲》。说是小说,不过改换了人物的姓氏,剪裁了事件的时序,其余的几乎完全是实录:四个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一路走着,一路回想当年在小学读书做黄先生的学生时的旧事,不知不觉到了他们从童年起就顶尊敬的先生那简陋萧条的住处,听他激昂地叙述毅然决然离开那执教三十多年的故乡只身入川到大后方来的缘由:“我是将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们一样,糊糊涂涂的,没有点儿操守。我宁肯挤在公路车里跑长途,几乎把肠子都震断;我宁肯伏在树林里避空袭,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飞机打赌;我宁肯两手空空,跑到这儿来,做一个无业难民;我再不愿留在家乡了。”所谓“他们”,指的便是家乡那班“诗礼之家”的人物,临到考验.骨头酥软—他不能与之为伍;同时,日本人卵翼下的政府又送来聘书,诱惑中混含着威胁,因而,“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教育心理学的书本子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的面前展开着一个美善的境界。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叫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听罢一席大义凛然的话,学生们从心底感到有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的骄傲”!生于那样的年代,有这种感觉的,又岂止是这几位学生?这篇小说发表于1940年3月,此后四年,未见有小说问世。1944年5月,也许是环境与心境得到相对的稳定,也许是“义民”的形象又集中地浮现在他心间,倘不写出便不免于负疚,竟一连完成了三篇:《邻舍吴老先生》、《辞职》、《春联儿》,形成他四川八年唯一的小说创作高潮。

“邻舍吴老先生”,是从内地避寇到成都来的,他心心念念的是故乡光复。若一听到故乡光复的消息,他会马上提起手提皮箱打道回府的。但来自家乡的信息,却彻底打消了他回乡的决心。他“决意做迁川第一世祖了”!因为日本人评定他故乡的士绅为“最出色的中国人”,因此他“不好意思再说我是某地方人”!从此他努力改变生活习惯,尽量适应四川风习,“正月初七游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宫赶花会,四月初八望江楼看放生,有什么应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甚至买来十来年后才能结果的橘树让儿子种在院内,一面怀想着故乡那红毛白沙甜胜冰糖的枇杷,一面决心在这橘乡里生根发芽。故乡是引人眷念的,但倘若“其俗柔靡,人轻节义”,也就只好与之一刀两断了。实际上,要做迁川第一世祖的想法,最初属于叶圣陶自己;此后他逐渐发现不少从苏州到成都来的吴民,都开始憎恶故乡的柔靡之俗、节义之轻,这便扩而大之,成为许许多多从沦陷区避寇出来的节义之士的共识。自然,对于尚未具有这种明确认识的流寓之士,“吴老先生”当然是一个榜样、一个学习的模范。

对于敌寇,国人需讲究气节操守,而那些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坚持抗战的人们,才是中国真正的“脊梁”。《辞职》中的青年会计员刘博生,原有可靠的职业和勤勉的精神,也甚为上司看重,但当上司要他帮助侵吞八十万公款并分他四分之一作为诱饵时,他凛然辞职了。他说:“我不帮他拿,自有人帮他拿。不过我总算对他表示了抗议,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至少叫他感到一丝一毫的不痛快。就是这一丝一毫的不痛快,不能说对他绝无影响。同时,我也代表了许许多多的人警告了他。他不要以为有麻雀子的地方尽是与他一路的货色,要知道比较正派的人到底还有,例如我。”

在战乱的背景下,以精妙的白描传神地勾勒出的小说人物,既非勇将策士,更非达官显宦,却都站在自己平凡的生活岗位上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圣战中的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情节单纯,人物平凡,而气节操守令人肃然起敬。生当大波大澜的年代,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不同,驰骋沙场或力有不逮,同流合污则情所不容,于是,他们纷纷寻找保持清白气节的方式,在精神上支撑着日趋艰难的民族神圣抗争,虽不算轰轰烈烈,但也可歌可敬。其中鲜明地渗透着叶圣陶的爱憎,也清晰地表现出叶圣陶人格的投影。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黄艳校对:王妗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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