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我党“传统文化观”的基本内涵 （2）

■基本方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

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属于“民主性的精华”的许多好的东西，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了呢？也不能简单地“继承”，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造，即“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这个“批判地利用”，就是“推陈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陈出新”？他本人对孔夫子给予的总结，为“批判地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使其“推陈出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毛泽东对孔子的认识尽管多有变化，但在“文革”以前总的说是肯定的。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特别是他办学校，教出了颜回等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著有《春秋》历史书，贡献不小。毛泽东还说：孔子参加造反，“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孔子有不少缺点，不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毛泽东也不赞成孔子的许多思想，但又不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在1939年曾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一是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哲学上说是唯心论。二是认为对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孔子讲的“知仁勇”，其“知”（理论）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唯心论的；则其见之于“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其“勇”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唯心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害人不浅。对“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三是认为孔子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又有若干辩证法因素。毛泽东对“中庸”思想做过详细分析。他说：依照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毛泽东认为，孔子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这个思想，是“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同时他又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孔子在认识论上和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应该如何“批判地继承”，经过改造后“充分地利用”，是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点。就学术研究言，或简单化地“一分为二”，或贴标签后全盘肯定的现象比较多。像毛泽东这样深入地分析，丝丝入扣地讲道理进行剥离，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对毛泽东关于孔子的个别观点在学界可能还有不同意见，但这种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运用得这样到位、精准，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也不能不叹服的。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对历史文化的“充分地利用”，又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民族化。这就是学术领域的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