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丰富意蕴（2）

聚集增长要素，选择产业发展战略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有其独特的资本形成机制：居民的高储蓄率、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不遗余力、民间资本的逐步壮大、资本市场和产业金融的逐步完善，对中国高速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执政党和政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较强的要素聚集能力。如，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通过初始累积（乡镇企业的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的起步、国有及集体企业的民营化或股份制转型），外资的引入（中外合资企业、对原有企业的并购/参股、独资跨国企业的大举进入），资本市场和产业金融的逐步兴盛等。在聚集要素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主导作用也有其重要意义，如招商引资、产业资本形成、基础产业建设、出口促进等方面都由政府主导，为经济高速增长构建了基础条件。

在中国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产业发展适应其要素条件和国外需求而采取了相应的战略，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主轴，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并重，且适应新技术发展和新需求迅速提升了产业规模和产业水平。制造业的规模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由前向联系带动了基础产业的规模发展，由后向联系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和结构升级、也带动了外向型经济的规模化发展。这一制造业为主轴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非平衡策略带动全局发展，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

中国以非平衡策略带动全局发展主要体现在：其一，先后推行了以增长极梯次推进改革发展的战略，1980年代以深圳为增长极推进珠三角率先改革与发展，1990年代以浦东为增长极推进长三角改革与发展，以局部带动全局改革发展。近几年则推动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策略，以期推动更进一步的全局发展。其二，在非平衡策略下，各地适应自身条件创造性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增长模式，如开发开放园区模式、山东半岛模式等。其三，在非平衡策略实施后，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分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非平衡发展策略，适应了中国各区域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阶段的差距，也适应了制度变革的以点带面的有效性，还发挥了先发示范效应、先发带动后发的引领作用。

中国经济在此前的发展过程中，在选择适用技术、引进吸收、集成创新等方面显现了其产业技术发展能力的不断提升，高铁、“互联网+”等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是典型事例。当前阶段，“创新”成为了五大发展新理念之首，因此，新时期的发展能力提升，就是强化自主创新能力，集中力量突破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形成战略性优势企业和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创新，一是提升产业发展能力，二是强化国家发展能力，三是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