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大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

主持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目前我国已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看，我们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欧阳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要经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开放程度迅速提高和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时期，经过这一快速经济增长阶段之后，通常就要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主要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2013年中国人均GNP达到6560美元，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达到11850美元，已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之后，近两年的增速开始减缓，但仍保持在7%左右，远远超出现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

从现实状况看，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因此，只要我们继续向纵深推进改革开放，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就会顺利实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番的目标，就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具有大国的综合优势，包括生产要素、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大国综合优势，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根据库兹列茨假设，大国拥有依托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和依托市场规模引致技术开发的优势，为此，我们应把战略重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和市场规模上，放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

帕金斯：目前在中国已形成了共识，即过去十多年GDP增长率接近10%的年代过去了，将来的增长速度将会慢得多。按照中国政府的计划，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为6.5%，这仍是很高的速度。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继续向高收入目标发展的国家，一般的年增长率都在2%～4%或3%～5%之间。

许多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或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还有的国家是因为政治不稳定或政策失误。中国不是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国，在自然资源价格低的时候，中国作为进口国是受惠的，中国也有足够的外汇来进行支付。中国存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的现象，在发展初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并不是问题，当收入增加时这种优势就消失了。但中国很重视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因此将来应该能够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可以向更先进的技术和产业领域发展，转变到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领域。假如中国能够继续进行充满活力的改革，落实完善市场机制的各项措施，中国的政策应该能够在未来10到20年真正支撑5%—6%的经济增长率。我一点也不怀疑，中国将在未来的20年内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龚六堂：为了增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需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阶段来看，中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增长动力在发生转换，在这种“换挡期”，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我国的制造业增速已经达到最大，并将开始回落，经济增长将转向依靠服务业，而服务业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当一个国家的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时，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拐点，增速就要下降。

从比较优势来看，中国经济正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庞大的本土市场和人口红利将会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产业比较优势将由低成本制造业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将成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新优势。

从经济结构来看，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在发生改变，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51.4%，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6.4%，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改变将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

总之，我国通过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2020年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期待的。

万广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繁多的，不同国家的初始条件和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不同，增长的路径就会有差异。即使是同一个经济体，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增长瓶颈也不尽相同。因此，比较现实的思路是不断寻找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因素，并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对症下药，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解决好四个关键问题：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动力不足。

此外，我注意到亚洲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无一例外都在东亚。我认为，这是因为历史、文化等因素与长期经济增长正相关，那么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是大概率事件。当然，前提是要尽早解决人口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和技术进步等问题，同时要保持宏观政策与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