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家网评论丨西方“普世价值”要不得，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自己的路不是由所谓的“普世”标准决定的。我们看待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实践，因为人民群众不能接受脱离实际的政策，并一定要对其抵制。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他们对中国国情的感受是最深的。政策正确与否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判定的。目前西方推广他们的“普世”标准，是有特定目的的，这就是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体制要以西方为绝对样板。从目前一些国家比如利比亚、乌克兰等国的实践看，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中国目前有人提出的所谓“宪政”，就是以西方的“普世”尺寸裁量中国，其目的就是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一切政治体制如不符合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标准，他们就说你还不够“普世”。这对中国是要命的事。

“久病成良医，良医治久病”，这句话讲的既是实践的道理，又是认识的道理。得过慢性病的人知道，治病方子不能一成不变，而要因时因地因人调整。我们当然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生活做他们的试验田。前几天有个同志从美国回来，带着美国的观念，他不看美国的国情，也不看中国的状况，天然地就说中国不行，并以“昆明事件”为例。我说，“昆明事件”在中国是个大事。那在美国算不算大事？在美国横扫十几人的枪击案已见怪不怪了。如此若用美国的标准来“普世”中国，中国显然还没有“达标”。事实上，中国整个来说治理得还是不错的，中国没有按西方标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崛起，不按自己实际办事绝无出路。鞋的大小只有自己的脚来试。

在中国历史上占主流的认识论并不是什么“普世”，而是经世的学说。“经世致用”一直是中国主流知识分子追求的境界。中国“四书五经”主张得更多的是经世而非“普世”的观念。但也不能说中国没有遭受“普世”之害。比如宋朝，宋人讲的“天理”就是那时的“普世价值”，宋朝的知识分子很像今天满口“普世”的“公知”：宁可“灭人欲”，也要“存天理”。人欲是讲个性的，他们要灭掉，他们把女人的脚按一定的尺寸裹起来，这是真正的削足适履。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误国误民，这是国家衰落的大问题啊。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后来，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

人认识真理从而形成文化自觉，多在经历灾难之后。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宋明两朝败在北方游牧民族铁蹄之下的痛苦经验。宋朝的衰败刺激了中国人的文化革命，其革命的起点就是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为什么要求人们“正心”？“正心”就是讲个性，讲立场。“正心”然后才能有根，有根后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学问有了个性即立场的要求，只要你讲立场，就要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解决矛盾有时是要带刀子的。宋明两朝的灭亡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大觉悟，其表现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大复兴。你看王阳明，他本人一边打仗一边治学；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个人都是大学问家，也都不放弃枪杆子。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就更不必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