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自信

吕文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自信

核心提示:中国古代的开放包容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器,是保持长治久安的密码,这些重要思想应该在现代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很多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正是传统中国开放包容文化的重要体现。

从小时候起,我们就被教育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很多人家也挂有“家和万事兴”的匾额。这实际上是于不知不觉之中,塑造了我们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性格,形成了“我是中国人”的遗传基因。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直抵人心的文化,是在人性问题上有根本思考的文化,所以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历久而弥新,是文化自信的基础。

与时俱进的政治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

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后“成一家之言”。在变化的历史中,司马迁看到了实践的逻辑。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政治建设,并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甚至改革。我们耳熟能详的“井田制”“郡县制”“科举制”以及不断变化的官僚体制,无不是中国古人的伟大发明,这些体制保证了庞大国家的运转。如在边疆统治上,《礼记》有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历代统治者基本沿袭了这一统治思路,但除了因俗而治之外,根本的政治理念还是在“修”和“齐”上,即与时俱进的统治理念。如清朝首创与六部平行的机构理藩院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再如为防止一些地区僧俗势力过度集中到一个家族,而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这也是一个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古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

“义以为上”的经济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发现了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所以很早就有“义利之辨”。孔子主张“富而可求也”,即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但又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要讲求“义”的伦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考虑他人利益,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达到共赢。所以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正是因为“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取向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价值标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这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主张市场经济应该是“合理的利己与高尚的利他”(北大教授晏智杰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也有借鉴意义。

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观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动力

《礼记·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来看待不同的文化。《国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也就是说,不同事物之间的碰撞、平衡才是“和”,“和”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若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则只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无可持续性。所以“和而不同”一直是中国古人追求的理念。孔子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佛教是较早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在与本土的儒家和道教相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儒佛相融、佛道相通,三教合一。在对待周围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古代中国也是以“兼容并包”的原则,使得各个民族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

中国古代的开放包容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器,是保持长治久安的密码,这些重要思想应该在现代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很多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正是传统中国开放包容文化的重要体现。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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