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自信

从小时候起，我们就被教育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很多人家也挂有“家和万事兴”的匾额。这实际上是于不知不觉之中，塑造了我们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性格，形成了“我是中国人”的遗传基因。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直抵人心的文化，是在人性问题上有根本思考的文化，所以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历久而弥新，是文化自信的基础。

与时俱进的政治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

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后“成一家之言”。在变化的历史中，司马迁看到了实践的逻辑。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政治建设，并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甚至改革。我们耳熟能详的“井田制”“郡县制”“科举制”以及不断变化的官僚体制，无不是中国古人的伟大发明，这些体制保证了庞大国家的运转。如在边疆统治上，《礼记》有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历代统治者基本沿袭了这一统治思路，但除了因俗而治之外，根本的政治理念还是在“修”和“齐”上，即与时俱进的统治理念。如清朝首创与六部平行的机构理藩院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再如为防止一些地区僧俗势力过度集中到一个家族，而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这也是一个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古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

“义以为上”的经济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发现了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所以很早就有“义利之辨”。孔子主张“富而可求也”，即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但又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要讲求“义”的伦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考虑他人利益，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达到共赢。所以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正是因为“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取向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价值标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这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主张市场经济应该是“合理的利己与高尚的利他”（北大教授晏智杰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也有借鉴意义。

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观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动力

《礼记·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来看待不同的文化。《国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也就是说，不同事物之间的碰撞、平衡才是“和”，“和”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若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则只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无可持续性。所以“和而不同”一直是中国古人追求的理念。孔子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佛教是较早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在与本土的儒家和道教相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儒佛相融、佛道相通，三教合一。在对待周围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古代中国也是以“兼容并包”的原则，使得各个民族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

中国古代的开放包容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器，是保持长治久安的密码，这些重要思想应该在现代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很多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正是传统中国开放包容文化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