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抗战胜利是民族精神的胜利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1周年，回望那场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儿女在敌强我弱、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在这场血与火的战争中，中华民族精神获得了时代性升华，铸就成伟大的抗战精神。历史业已证明，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柱。

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对抗，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战争的胜负，首先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决定于双方武器、财力等物质力量的对比，物质基础和力量划定了战争中人们活动的基本范围。然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人力和人心是精神力量最重要的体现，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等抗战精神的核心内容无不建基于此。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战斗力，贯穿于整个战争领域，反作用于客观的物质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依靠这种精神能动性的发挥，军事指挥员可以在建基于客观物质条件的战争舞台上，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在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中，精神的重要性格外突出。从物质方面来看，中日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这一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艰辛和持久。正是这种“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的恶劣环境，使得精神的重要性对于弱者一方来说更为突出。一方面，高扬精神的旗帜可以使我们不至于在敌我强弱悬殊、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看不到希望，流于悲观主义。另一方面，高涨的精神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形成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实践证明，物质方面的匮乏不但没有磨灭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反而成为砥砺其精神的磨刀石，激起全民族空前的抗战热情和顽强斗志，诚如毛泽东所言，“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抗战胜利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近代以来，在同一个战争舞台上，中国和日本在不同时空曾两次大规模地正面交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次以日本胜利，晚清失败而告终；第二次以中国全面胜利，日本战败投降而画上句号。两场战争结局迥异的原因是什么？历史表明，中日两国的战争绝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硬实力”的较量，更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在意志与精神方面的一场“软实力”的较量。

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输于日本，甚至有的方面比日本还略占优势。然而战争的结局却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进一步被半殖民地化而告终。反思甲午战败，精神上的颓废萎靡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和军队士气的萎靡不振，带来的是整个社会人心的涣散和堕落。国家犹如一盘散沙，怎能不陷入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可悲境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民族热情高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重大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率先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团结和凝聚起广泛的抗日力量并肩战斗，身先士卒，成为中华民族英勇抗日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在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命运融为一体，众志成城，前赴后继。无数的官兵、农民、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战争，就连衣衫褴褛的乞丐，也慷慨捐输，支持抗日救国。正如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中所指出的：“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付出了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与间接财产损失6000余亿美元（按1937年计算）的惨痛代价。在这些牺牲中，“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等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正是抗战精神鼓舞下中华儿女崇高民族气节的充分展现。

今天，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历史的记忆不能遗忘。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抗战精神作为党和人民在伟大抗日战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代代相传，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