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啸：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至关重要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社会上有些人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不符合“国际潮流”，有的甚至认为在企业中强化党的领导，会加剧国有企业的“行政化”倾向，是一种改革的倒退。这样的观点将党的领导与“体制僵化”“不懂市场”等划等号，显然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是对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认识不足，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认识不到位，对公司治理管理的认识比较片面。从当前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看，推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1.党的领导是我国经济腾飞和企业壮大的关键因素。执政党不是经济组织，但并不代表执政党不能认识经济规律、利用经济规律。事实上，执政党对于本国经济的领导至关重要。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产业和资本转移，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机会，但能够识大势、判大局并且最终抓住机会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并不多，中国无疑是其中表现最优秀的一个——不仅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且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被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赞叹为“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如果中国的掌舵人——中国共产党不懂经济、不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这一切可能做到吗？中国的市场份额可都是在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中通过自身努力竞争来的啊！另外，中国国有企业从转轨时期的一片凋敝发展到现在近百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这不都是党领导的结果吗？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党对经济工作的精心谋划和布局，我国才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经济腾飞；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中国的国有企业才能在政治稳定、经济扩张的大环境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机会，在做大国民经济“蛋糕”的进程中实现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

2.党的领导是保持“国企为国”本色的重要保障。国家离不开企业。在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不仅通过大企业掌控国家经济命脉，而且通过政治献金等操控政党、控制舆论、扶植政治代言人，最终实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于大资产阶级利益，从而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国企当为国器。在建国初期，大一统的国有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共和国奠定了工业基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将主要分布在一些国家经济命脉产业，承担基础产品的安全保障职能，在一些公共领域承担公共产品的民生保障职能，在一些先导产业承担产业升级的战略孵化职能，以经济手段落实政府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经济增长的部分职责。这意味着，下至普罗大众的日常起居，上至全球治理的大国博弈，国有企业承担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利益的责任。因此，国有企业的运行必须做到“为国为民”，始终与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加强党的领导，有助于让国有企业永葆“国企为国”本色，防止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被异化侵蚀：一是防止国有企业被部门利益、短期利益绑架，利用特殊地位发垄断财，甚至发国难财，偏离国家与人民的需要；二是防止国有企业被异化为管理者的“家天下”，由国之公器沦为某些个人或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三是防止国有企业以“市场化”为名，搞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唯有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国企方能成为国之公器、国之重器、国之利器。

3.党的领导是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有效手段。国有企业所有者非人格化，存在着层层委托导致的股东权利虚化以及内部人控制问题，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管理者搞“一言堂”“家天下”，甚至利用掌握的国有资源搞利益输送等。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一方面要推进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建设，但更重要的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强化党组织的作用：一是党组织能够代表股东利益。国有股权的终极所有者是广大人民，执政党代表人民利益与意志，执政党派出的党组织能够代表国有股东履行相应的决策监督权利。二是党组织能够与董事会形成互补。董事会是国有企业的决策机构，但由于董事会每年召开的次数有限，而且外部董事不参与企业内部经营行政管理，这决定了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的作用更多的是对公司内部人做一些决策制衡。而根据《公司法》，党委（组）成员在公司内部承担一定的岗位责任，与董事会相比，党组织的履职更为积极，能够有效填补董事会外部化形成的股东权利缺位，并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股东会闭会期间的股东权利虚化问题。三是党组织的领导能够削弱内部人控制。企业党委（组）由上级党组织组建或派出，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集中制决策，与经理班子组建决策的总经理负责制有很大的不同，从运行机制上防范了 “一把手说了算”风险。因此，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加强党组织的作用，不仅不会阻碍企业的经营运转，恰恰相反，还将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