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2）

乡贤治理是农耕文明时期的独特社会景观

湖南日报：您的一项研究成果说，乡贤作为农耕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们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

胡彬彬：乡贤治理，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条件成熟。一方面乡贤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声望和特权，熟悉朝廷的法令、政策，可以与地方官员，甚至中央官员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权益保护为己任， 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意识，与民间社会有直接的接触，易于被百姓所信任和接受。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乡贤在地方上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很多与乡村相关的事务都要依赖他们。作为地方社会阶层的乡贤对地方拥有实际的控制。县官不在本地任职，且有一定的期限，对于地方人事民情并不能像乡绅一样那么熟悉，如果得不到乡绅支持将寸步难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乡绅的中介作用，高高在上的“皇权”的力量就无法施之于基层社会的民众。从传统中国政权的运作制度上来看，国家的权力只能递传至县一级的行政区域，正所谓“皇权不下县”。面对幅员辽阔而又呈分割状态的乡村社会，借助于乡贤这一本土非正式权力力量，皇权的统治才能延伸到基层社会。乡贤以其社会权威在基层社会行使田赋、税收、教化、治安、司法、礼仪诸职能，是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

乡贤对于乡村治理，主要依靠的就是乡规民约。乡规民约起源于北宋，与著名的“蓝田四吕”有关。北宋蓝田人吕大钧与另外三兄弟被誉为“蓝田四吕”，曾师从宋代大儒张载，当过一段时间官。辞官回乡后，带头与当地百姓制订了《吕氏乡约》。在组织设置上，每约推举一个或者两个品行较好的长者为“约正”，负责执行赏罚。有什么大事，则大家一起商讨解决。《吕氏乡约》以儒家价值观为指导，对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行为，以及送往迎来、婚嫁丧娶等社会性的活动，作出规范性的要求。这些主要表现在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条款上。这一乡约组织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超越了传统的宗族组织和地方行政单位组织，是一种由乡贤组织起来的自治组织。在吕氏兄弟的倡导和推行下，当时的蓝田地区，民风淳朴，甚至关中一带的社会风气也深受其影响。不仅如此，《吕氏乡约》也对后来乡规民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标杆性功能，对于维系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的公共事业主要也依靠地方乡贤完成。尤其是自明清以后，乡村社会的公共事业基本几乎都倾向于由民间自办。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有关乡贤在地方上举办公共事业的例子俯拾皆是，地方上的各种公务几乎都有他们的参与或主持。他们参与和主持地方的各种公益活动，部分地承担了社会救济的责任，做出了许多义举，在乡村治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