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谈《蒋介石日记》

杨天石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他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20余种。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香港书奖”。

问：杨先生，您抄录蒋介石日记有多少？蒋介石日记一定会公诸于世吗？

答：我对蒋介石53年的日记只是做了一个摘要，可能有些学者对其中某几年抄录比我多，但像我这样从头到尾53年全抄下来的，我想应该没有。蒋介石日记中有3年遗失了，我一点也不可惜，那是他早期的日记，那时他的地位还不重要。让我很心疼的是1924年的日记，这一年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标志，也是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这一年。蒋介石日记本来准备于2010年12月出版第一本，由于蒋家内部出了矛盾，蒋经国的孙女表示，出版日记的事情要经过蒋家全体后人的同意，否则不能出版。她的意见是通过律师发表的声明，所以出版工作停了下来。

蒋介石日记是否一定会公布？我认为这不一定。通常人们都说蒋的日记是为了作秀，为了宣传自己。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蒋介石的日记在生前从来没有公开过，他也没有留下遗嘱，说日记死后要公开或出版。我想，他应该会想到自己的日记会被保存并流传下来。蒋很重视身后名，生前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关心的是自己留在历史上的名声和地位怎么样？

至于出版的事情，他让秘书摘抄，即把他的日记摘录了一部分。另外就是编他的年谱时，里面引用了一部分日记。这些内容都是经过选择、淘汰，经过他本人修改过的。

问：您觉得蒋介石的日记可不可信？

答：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我认为蒋介石的日记具有相当大的真实性。第一，写日记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昨天知道你们将采访我，我肯定会在日记上写上一段“重庆的采访者要采访我”，或者说“明天我要参加一个什么会”。记录下来是为了备忘，是工作计划。如果说假话，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第二，日记中记载有不能公开的事情。比如蒋介石喜欢骂人，骂的都是他的亲戚、同事、朋友，骂得很难听很厉害。如果日记准备公布的话，又怎么与人共事呢？孙科是孙文的公子、国民政府副主席、立法院院长，也是最亲密的同事。但是蒋介石骂他是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不仅卖党而且卖国。这样的内容能拿出来给孙科看吗？他只能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他骂孔祥熙“无耻之至”，他跟孔的关系是连襟，孔祥熙当过行政院长，这样的内容也是不能公开的。几乎很少有人是蒋介石不骂的，甚至连宋美龄都骂。国民党大员中，我发现只有一个人他没骂过，那就是吴稚晖。蒋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了好多个人隐私。比如早年跟妓女鬼混，怎么逛妓院。他写这些事是想反省自己。蒋是有想法的人，他要做中华民国的代表，他要做一个圣贤豪杰。

但日记内容又不能全信，有时候他也讲一点假话，有的事情他还会完全不记。比如汪精卫叛国，1938年从重庆逃到越南，戴笠派军统特务到河内刺杀汪，结果弄错了房间，特务在夜里冲进房间就开枪，但中枪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秘书。这件事情在蒋的日记里有记载，就8个字：“刺汪未中”“不幸之幸”。按照我们的观点，汪精卫叛国投敌，派特务去把他干掉是一件很正义的事。况且，刺杀汪精卫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任何特务都不敢动手。“刺汪未中”本来很遗憾，但为什么要记成“不幸之幸”呢？我认为很简单，蒋介石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仁至义尽的道德形象。汪精卫毕竟是孙中山的助手，国民党的元老。汪逃到河内以后，蒋介石最初是想挽救他，希望他不要投敌。于是派人劝他，意思是无论如何你不要走到日本人那边，我给你护照，给你钱，你到欧洲休养去。所以他这么写是暗示读者，刺杀汪精卫不是我下的命令，我还是想挽救他的。因此，我判断他讲的是假话。

还有一些事他不记。比如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他的日记里没有任何记载。蒋可能也有一种想法，觉得在上海对共产党动手，采取武力镇压，有损他的形象，所以他就逃了（当工人队伍在上海宝山路游行的时候，用枪扫射工人群众的是桂系指挥下的军队，蒋介石在4月9号避开了，到南京去了）。

从这些方面看，我说他的日记有很大的真实性，但也不会所有的事情全记。

问：他的日记里有关于“皖南事变”的记载吗？他对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答：“皖南事变”以后他写过这么一段日记，大意是白崇禧太幼稚，想把共产党一网打尽，这样做好像不是时候，或者不妥等。他说，我的想法还是要给共产党、新四军留一条生路，只要他们求饶就可以了。他写这一段话也有可能是为了开脱自己，到底哪种可能性更大，就需要结合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来分析了。

我认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曾发动5次“围剿”，就是要消灭共产党。但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略的危机，蒋介石也想联合共产党抗日。1934年前后，他在日记里曾写到，对日抗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和苏联的关系。中国要抗战首先要研究日本最害怕的是什么？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和苏联联合，那么日本最害怕的就是我首先要做的。所以他在1934年就想利用恢复中苏关系作为对日本的第一打击，第二个就是和中共的关系。1933年前后，蒋介石的日记里有一段分析的话，他说，我的面前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剿共，“攘外必先安内”；另一个是联合共产党抗日。他说从天理（这个天理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社会发展规律，从人心所向）我应该把抗日作为第一。这段日记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内心矛盾。1935年，他派武官邓文仪到达莫斯科，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谈判。他还派陈立夫到苏联去访问，想和苏联谈判。同时，他又派出牧师董健吾（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到陕北去跟中共谈判。董健吾在陕北见到了张闻天，也见到了毛泽东。也就是说从1934至1935年，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在找寻和中共谈判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