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发力，一场改革硬仗（3）

中国vs美国，谁的供给侧改革更强劲？

提及供给侧经济改革，就不能不提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美国呼风唤雨的“里根经济学”。

所谓“里根经济学”，就是指美国前总统里根在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是采用“供应学派”的基本主张，强调在供给侧方面发力，其主要政策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尽可能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故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虽然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但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美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万尼斯基外，罗伯特·蒙代尔和亚瑟·拉弗尔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与凯恩斯传统“需求”经济理论相反，“供应学派”强调的是“供应”与“需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

里根上台之际，美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这种被称为“滞胀”的经济危机使美国信心低落，面对与苏联的全球竞争显得毫无办法。美国通胀率从1960年初的不到2%上涨到1979年的13.3%。里根在就任总统后的电视演说中承认，1960年的1美元到1981年只值3角6分，这导致个人储蓄率大幅下降。尽管工资随着通胀同步上涨，但是美国对名义收入征税而非实际购买力征税的做法，导致工资上涨也将人们推到更高的税收等级，使得通胀和边际税率的提高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打击沉重，以致造成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尤其使那些年轻人与靠固定收入为生的老人陷入困境。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市场的投资预期，工人开始怠工，企业也无心进行研发，失业率开始上升。

“里根经济学”帮助美国走出了困境——在历经1981—1982年两年的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在1983年开始复苏，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即获得高额税收，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5000多亿美元，提升到1万多亿美元。此后，腰包鼓起来的美国政府开始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并创造了长达1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随着苏联于1991年解体，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帝国。

“里根经济学”对助推美国复兴的重大贡献，如今史家已有定评。在美国盖洛普“谁是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民意测验调查中，里根居然获得了81%的最高支持率，超过了林肯。里根在世时就如此受到美国人爱戴，这在美国总统中是罕见的。

大家今天可能想象不到，里根当初推行以供给侧为取向的经济政策时，“里根经济学”曾经是一个贬义词，里根的政治对手称之为“供应面经济学”“芝加哥经济学派”，甚至干脆称里根经济学为“巫毒经济学”。这跟最初评论家嘲讽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德加、塞尚等人的新画风为“印象派”一样，由最初的嘲讽，演变为成功的代名词。“里根经济学”，由此成为美国奇迹的一部分，被称为美国21世纪霸权的“奠基之作”。

“里根经济学”与习近平的经济主张，其时代背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也都主张改善供给结构，让供给主动创造有效需求。从这一点看，两位政治家的目光都很犀利。但里根过分依赖减税和采取无限制的财政赤字的做法，习近平并不认同。习近平注重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质量，为中国经济的长久繁荣打下基础。对此，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专家贾康评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客观要求。

贾康认为，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突出“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关于“里根经济学”与“习近平经济学”的本质不同，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以采访中央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的专题访谈，对此给予了阐述：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都既不同于美国的供给学派，也不同于“新供给经济学”，用“权威人士”的话讲，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在这篇访谈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概括为“三个五”：一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二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思路；三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

这样，作为“习近平经济学”两大支柱的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创新层面都具有了较为明晰的政策内涵。按照马光远等学者的理解，所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需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权威人士”在阐述习近平经济主张的时候，贯穿了习近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沉忧患意识，比如：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警示“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是不得不闯过的关”；强调“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通过这些表述，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习近平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决心。

“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政策主要靠吃兴奋剂来提高运动员成绩的话，现在的政策则更强调强身健体。这应被视为习近平经济学的真正内涵。”马光远点出了习近平力主中国经济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本质。

“去产能”已经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为中国改革的重要任务。从2016年开始，中国将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改革，也将紧锣密鼓地进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指出，过剩产能主要以国企为主，无论是债转股，还是关停并转，能否取得效果关键是看政府对待这部分国有企业的态度以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能否取得进展。有人将当前中国去产能情况与1997年朱镕基总理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做类比，当时政府通过艰难的国有企业与银行业改革，用了3年时间，才使得国有企业实现盈利，此后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所需时间更长。从这个角度而言，面对当前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更需要中长期的计划和耐心。尽管短期内会牺牲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相比于强刺激所带来的短暂经济复苏，改革红利将更为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