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定的时候,他又特别加写了一句话,说:“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这个通知下发以后,有的省委对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有些不明白,向中宣部发来电报询问,说“毛泽东同志”几个字是不是“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又专门复电解释,说并没有印错,“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这样,从延安整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待党内宣传他的思想,,便经历了这样3个转变:“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一目了然,这是越来越谦虚。
清醒而科学地对待自己的权威,也就能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反过来,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也就会清醒而科学地审视自己的思想。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火车上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谈话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大跃进”及其以后:经济工作“不懂”,“这一辈子搞不了了”
怎样搞经济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新课题。这方面,他一开始就不像在军事上那样特别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注意经济方面的学习,力求掌握经济规律,但也有些失误,做过自我批评。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番话,大概是他在经济工作上最早的一次自我批评。当时对财经工作批评得很厉害,毛泽东讲:“我说我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接着讲了自己应负的几方面责任,诸如抓得少,抓得迟,关于统收统支,关于预算等,自己都有责任。其中还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此后,他尽管还是花主要精力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为了指导经济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仍然做了大量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那样的著作。这部著作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的论述,和一线的具体经济运作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后来他冲到一线,搞“大跃进”,直接指挥,并一心要干成一件大规模经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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