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畏：“民主典范”的假民主和反民主（2）

美国的选举与金钱的结盟使民主成了昂贵的政治游戏，从而使当选者与利益集团连接起来。美国从殖民时代和共和国早期，竞选者和投票者就都有财富的门槛。最近的2012年国会选举，每个获胜的众议员候选人平均花费230万美元，落选的候选人平均花费110万美元；参议员选举更为昂贵，每个赢得选举的参议员候选人平均花费1020万美元；这一年的总统选举，两党的竞选活动共花费17亿美元。政治家与经济精英互相寻找见解相合、利益攸关者就不是什么秘密了。金钱成全了议员们，议员的情感和意见自然会背负着支持他的富豪们的利益，从而使议会中慷慨激昂的表演几乎成了金钱捐赠者的代言。美国学者斯蒂芬·霍尔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议会辩论的虚假性，他说：“代议制政府是在理想而不是现实层面上获得其存在理由的：它不是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场所，而是自由思考的议员们理性商讨的论坛，以达到对他们的集体要求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激烈的议会辩论能促进民众智识的培养并最终产生对政策问题开明的共识。……所有重要的决定都不是在议会，而是由强大的集团关门做出来的。由于不能通过理性的辩论来整合国家，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只不过成了互不妥协的社会多元主义的展示厅。”（[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对美国民主最尖锐的讽刺莫过于美国的枪支管控和枪支文化了。美国公民拥有普遍持枪权利，目前美国50个州中，44个州都有保护公民持枪权利的法律，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美国私人拥有枪支2.35亿支，几乎人均1支。伴随着公民普遍持枪，枪击案频发。据统计，自1989年到2014年的25年来，全美共有83.6290万起死亡事件与枪支有关，而美国自宣布独立以来的239年间，死于战争的军事人员也仅65万多。许多人对持枪权利深恶痛绝，然而，禁枪的阻力之大难以想象，枪支生产和销售是个巨大的利益链，人数众多的美国步枪协会甚至能左右总统选票，现任总统奥巴马是一位坚定的持枪反对者，但他多年的禁枪努力换来的只是“一声叹息”。

美国及西方式议会民主导致公民通过议会表达意愿的范围越来越窄，民权不断受到挤压。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指出：“在实践中，我们知道，被称为民主的那些体制只为公民在政府中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角色空间。他们被赋予在定期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偶尔有重大宪法问题需要决断时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允许他们结成团体就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游说议员，但这些就是公民权威的极限了。决定民主之未来的真正权力显然是掌握在少数人——政府部长、公职人员以及（某种程度上）国会议员或其他立法机构成员——的手中。”面对议会民主崇拜，戴维·米勒反问道：“我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民主是政治决策的最好方式，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现实，让人民自己对重大问题直接作出决定？”（[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当今美国面临政治衰败，其表现就是“否决制政体”和“家庭制复辟”，即政府无法实现集体行动，利益团体攫取国家功能。（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5—445页）

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单纯依靠票决选举的荒谬性。他说：“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道路，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5页）民主的本质是权利，权利从来不是“天赋”的。在一个权利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里，公共权力无论如何非但不能超脱私有财产限制，而且必须为其服务，这就使得公共权力绝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国家也不可能是“普遍性国家”，真正起支配作用的必然是资本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