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忍辱负重五做“补缺官”

贺炳炎是著名的独臂将军，成都军区第一任司令员，第一集团军第一任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0年病逝于成都，年仅47岁，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33年5月到1935年6月这两年时间里，他蒙冤被捕，五下五上，历经坎坷，但他忍辱负重，对革命忠贞不二，只要党一声召唤，他就挺身而出，甘当“补缺官”，哪里困难就冲向哪里。

一下一上：补缺十九团团长

1933年春，“左”倾路线在湘鄂西的代表夏曦把“肃反”扩大化推到极致，一批批党员、干部被当作改组派“肃”掉了，红三军几乎到了毁灭的边缘。时任红七师十九团团长的贺炳炎，在痛别战死的父亲后不久，就听到了要抓他的改组派的风声。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已于1931年解散。可就是这个短命的东西，却被“左”倾路线用来大做文章。

尽管贺炳炎连改组派是哪三个字都搞不清楚，但他深知一旦背上这个“罪名”凶多吉少。他独自一人爬上驻地旁边的山头上待了一整天，也想了一整天：自己16岁就跟父亲从松滋老家跑出来参加革命，在红军里长大，现在父亲牺牲了，就这么跑回家对得起谁呀？再说是不是改组派自己心里有杆秤。他决定留下来，要抓要杀听便，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

深夜，他回营地刚刚躺下，五六个“肃反”队员闯了进来，不容分说地把他捆起来。贺炳炎大声吼道：“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听着。”为首的“肃反”队员拿着一张条子念道：“贺炳炎犯有改组派罪行，即日起开除出党，进行隔离审查。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夏曦。” “说我是改组派，拿证据来！”“证据你自己会招出来的！”

贺炳炎生性倔强，不管受到怎样的刑讯逼供，他始终据理抗争，毫不屈服。部队不停地转移，贺炳炎被押进了由所谓的“改组派分子”组成的“改组派连”。一天，夏曦从改组派连路过，贺炳炎犟着跨出队列质问：“夏主席，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夏曦推了推近视眼镜，蛮横地说：“哪点都是。你要老实交代你们的头头来！”

正在这时，前方忽然枪声大作，红军前卫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贺炳炎任职的十九团因他被抓，群龙无首，一开战就乱了套。红七师师长卢冬生急得直骂娘，赶忙派通讯员到“改组派连”“借”贺炳炎当团长指挥作战。

夏曦本不想让贺炳炎去，但又怕打了败仗，只好装聋作哑，匆忙离开了“改组派连”。

枪声就是命令，等“肃反”队员下掉手铐，贺炳炎抓起通讯员送来的驳壳枪，箭一般地冲上战场，组织十九团进行反攻，迅速扭转了不利的战局。

二下二上：补缺特科大队长

战斗胜利了。贺炳炎看着阵前满山遍野的敌人尸体，一边高兴地擦着头上的汗水，一边下意识地把驳壳枪往腰里插。“把枪给我！”跟在贺炳炎身后的“肃反”队员冷冷地说，随即一副锃亮的手铐又铐住了刚刚杀敌的双手。

贺炳炎被押回“改组派连”。他个子不高，但长得壮实，臂力过人，平时摔跤，很少有人能胜过他。“肃反”队员都知道他性子刚烈，别人用一根绳子捆，对他则用几根绳子，不光捆住他的臂膀，还套住他的脖颈，前面一个人牵，后面一个人拉。后来还给他上反铐，戴重镣，行军时把沉重的米袋、大捆的草鞋架在他肩上。

关押到第29天，贺龙发现贺炳炎蓬头垢面押在“改组派连”，便找夏曦问：“为什么抓贺炳炎？他还没马高就跑来当红军，我亲眼看他长大，他的历史我清楚！你为什么不问我，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

夏曦反驳道：“不要激动嘛，胡子。肃反是中央的正确决定，这个问题很复杂，谁也不能给谁打保票。”贺龙据理力争：“贺炳炎我了解，我敢保！你想过没有？他从不怕死，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还信不过，要抓，要杀，那今后还有哪个跟我们干革命啊？”“那你说怎么办？”“放，坚决放！”夏曦想了想说：“放可以，但不能他让当团长，顶多当个管理员。至于党籍嘛，我是中央分局书记，我说了算。”

夏曦虽然答应放，但给贺炳炎留了一个“改组派自首分子”的“尾巴”。

贺龙把贺炳炎安排到军部做了管理员。8月份，夏曦带来七师留守鹤峰根据地，贺龙和政委关向应带领军部和九师到宣恩、咸丰、利川开辟新区。

9月23日，军部和九师抵驻著名的“神兵窝”咸丰县黑洞镇，收编了以庹万鹏为首领的神兵700余人，改编为特科大队。贺龙很重视被收编神兵的改造，点名让贺炳炎去当大队长。

神兵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土著武装，神兵士兵绝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出身，作战相当勇敢，但他们迷信吞朱砂之后打不进、杀不进。贺炳炎因势利导，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破除迷信，带领他们到战火中锻炼，使特科大队很快成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人们都称它“铁壳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