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博古的艰难转身（3）

遵义会议上的断腕

离开黎平，红军多日难得轻快地行军，突破乌江后，于1935年1月7日直取遵义，稍后又占据桐梓。遵义位于贵州北部，是除省会贵阳外，贵州的第二大城市，且为黔北各种土产集散地，市面相当繁华。当博古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一道骑马从南门关入城，由遵义地下党组织的群众队伍中，顿时响起口号声、锣鼓声和鞭炮声，表示对红军的热烈欢迎。博古等深为感动，觉得这里群众基础好，红军正好在这里休整一个短时期，补充物资和兵员。

1月9日，周恩来找博古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对战略转移进行一次初步总结，接受教训，沟通思想，消除领导层的分歧，以利再战。博古当即同意，并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行动统一。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遵义城中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里举行。参加第一天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第二、三天的会议应毛泽东的提议，吸收了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参加，会议亦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增加的与会者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第二、三天的会议由博古亲自主持。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讨在反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代表中央作了被称之为“主报告”的、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此前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检讨，特别提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初，由于没有采纳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合理建议，以致失去了跳到外线作战的机会，其根源在于自己背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果实的包袱，放不开思路。但是他却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过多地归之于客观条件，像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过分强大，白区和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利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军事指挥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博古、周恩来各自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原因的解释，对此应承担责任的表示，形成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引起与会者截然不同的评价。

张闻天根据事先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议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矛头直指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委员，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因而他的话语分量极重，令博古惊愕不已。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战略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用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在随后的发言中，纷纷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说法，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了三人团，也就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对这一点，博古是服气的，毕竟自己不谙领兵打仗，偶一为之，战局又不堪收拾。比起毛泽东等久经沙场的将帅们来，不得不甘拜下风。让他沮丧的，其实另有苦恼和困惑。在三天的会议上，博古既是会议主持人，又成了被审查被批判的对象。他知道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突围行动受挫难辞其咎，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大有让他一人独自担责的阵势出现（虽然李德也挨批，但李德也是博古放纵的啊）。他自忖对党忠诚，对共产国际负责，却落到一无是处。连相识相知多年、同为国际路线坚定执行者的张闻天，也激烈批评他。此时博古经受的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但他以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克制自己，正襟危坐倾听同志暴风雨般的批判；以民主作风，大家气度，保障与会者畅所欲言的权利。最后又如壮士断腕，以大局意识公而弃私，服从会议决议。这才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避免了中央分裂、群龙无首的可怕结局。就这一层来说，博古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会议决议的如期产生，是有功的。

扎西谈话后的释怀

博古在组织上服从了遵义会议决议，但思想上的疙瘩并没有解开，也就没有想到要赶紧辞职“下野”。遵义会议结束后的半个多月里，他一直深思不语，不思茶饭，也不让别人打扰；行军路上只是闷头骑马跟着走，从不问此行何去、在哪里宿营。

然而，形势不等人。随着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的层层传达与贯彻，博古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的威信已很难恢复，由他继续领导党，是越来越困难了。另一方面，远在江西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几次就重大政治、军事、组织问题致电中央请示，中央却无回复，以致项英来电催问。这样，解决中央最高权力问题就迫在眉睫。

1935年2月5日，就在项英电催“中央立复”（电）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一个叫花房子（一说石厢子）的村子里，召开了常委会。常委会讨论并决定了项英来电提出的几个问题，旋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复项英。常委会还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会上，博古仍然闷头无语，只以举手表示同意会议决定。

周恩来对博古的表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对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现状忧心忡忡，急欲破解。2月5日午饭后，周恩来走到博古住处，和博古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就是这次促膝谈心，解开了博古积郁在胸的心结，消除了他对某些事情的猜疑，最终爽快地交出了中央总书记的权力，并在以后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维护党的统一。

周恩来和博古谈了关于遵义会议会前会上的局面，以及临时调换会议警卫部队的问题，谈了对他自己及博古、毛泽东、张闻天（涉及张国焘）的看法。周恩来一席话言辞恳切，感人肺腑，而且句句在理，如他谈到博古说：

现在你在军队中威信很低，继续做总书记已经不可能了。经过反“围剿”失败和“最高三人团”的寿终正寝，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一个不能参加指挥决策的书记，犹如一个骑着马奔驰却由别人拿着缰绳的人，这是多么窝心的事。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也不具备吸引群众顶礼膜拜的魅力……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一年多里，在政治路线上总是压抑自己的见解，唯国际指示是从。“福建事变”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招致一些人的非议，使自己处在一个夹缝中。所以说这个“书记”不当也罢。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合适做领袖或主帅。在中国做党的总书记要比联共的总书记难，共产国际和军队、老百姓，这两头的哪一个在摇头，你都不好受，都得下台。陈独秀、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吗！我看趁现在这个机会你自己主动辞职，比以后让人赶下来好。这几年你搞组织工作、宣传鼓动工作都很有能力，眼下王稼祥同志病情趋重，我这个红军总政委急需帮手，你来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意下如何？

又如在谈到高层议论更换中央总书记时，周恩来对博古说：

我同老毛（泽东）交换意见，他说现在博古在军队里威信低，没有号召力。但是博古在政治路线上是紧跟共产国际的，现在还不能提政治路线上的问题……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要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十分重要，一定要维护五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只能做个别调整。因此，即使博古不做书记，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今后还要在一起共事的。所以，对博古只能说服，不能硬来。

周恩来还特别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或曰要害：其实，现在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博古听了周恩来的真情流露，好言相劝，心中泛起阵阵波澜，终于想通了。2月6日，博古派人将象征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装有中央文件的铁皮箱，送到张闻天住处，就正式交权了。此前，在遵义会议上公开表示不同意多数人对博古指责的凯丰（即何克全），曾私下里劝阻博古不要交权。但博古尊重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听他的劝。在服从组织决定，坦然交出权力上，博古再一次表现了以大局为重、不以个人进退为念的高尚情操。至此，博古仅保留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职务（接着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完成了他的艰难转身。

在往后的长征路上，博古一再理解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与部署，维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指挥地位，并和政治局多数同志一起，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与此同时，他努力做好中央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如军队政治工作、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从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这次转身，是理性的、光彩的、彻底的。再往后，博古积极投身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民族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诞生、人民幸福生活的到来，献出了年仅39岁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