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法是保障国家与公众安全的“护身符”（2）

“斯诺登事件”说明，网络安全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尽管时下，中国已经有全球最多的网民人数，网络产业也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然而与网络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网络安全上起点低，起步晚，重视程度偏弱，举措落实滞后，网络安全形式堪忧，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重视网络安全已然刻不容缓。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网络安全的实现，最终还得走法治化之路。实现法治化的前提是完善网络法律体系，通过网络立法，把网络安全的国家战略，逐步转化为能得到全面落实的责任，明确各方参与的权利与义务，比如政府、公众、专业机构和企业等主体的功能发挥，把所有网络参与者、建设者、使用者的行为，都纳入到法律规范的渠道中来，让合法行为受到保护，让非法行为得到惩戒，那么依法治网才有坚实的基础保障。

《网络安全法》通过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解决了网络安全无法可依，或者说法律不健全的基础缺陷，以法制化的建设为法治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网络安全立法真正实现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治理要求，也为网络安全的实现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用法治筑牢网络安全的基石

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网络才会有真安全。从二十多年前的64kbps网速到如今的全球最大4G网络，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然而，“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一些反华势力的野心并非危言耸听。作为网络大国，今天的中国在网络安全上正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面临着愈发严重的威胁，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和网络安全的保护水平。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制定网络安全法是我们国家适应网络安全新形势、保障网络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举措，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让互联网走向法治化，不仅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更是为了实现更好发展。互联网行稳致远，关键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对国家而言，网络空间已被视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成为实现国家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基础设施。倘若网络安全受到威胁，轻则个人隐私泄露，重则整个社会瘫痪。尤其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这种风险被加倍放大：政治方面，网络颠覆时时发生、互联网使“颜色革命”具有了迅捷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经济方面，国际资本用风险投资上演“帽子戏法”，金融战争跨期现市场掠夺巨额财富；文化方面，互联网不是兵临城下，而是直达人心，文化入侵的大戏一刻也没有停止……提高维护网络空间安全能力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网络技术运用的实践不少，但对如何维护网络安全的思考却不多，网络安全的法治保障也相对滞后。当前，很多人还依然持有“只顾发展不顾安全”“搞安全会影响发展”的错误观念；很多产业的智能控制设备在“触网”之后缺乏安全防卫，处于“裸奔”状态。有个比喻很形象：互联网好比是一种名叫“喀迈拉”的怪物，一开始似乎很强大，随后变得很诱人，最后变得很危险。我们如若不加快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不时刻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不织牢网络安全“防护网”，“喀迈拉”的魔爪便会猛伸过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7.6万多个网站被境外通过植入后门实施控制，其中政府网站2452个。《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只是一个开始，制度的笼子必须越织越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让快速行进的中国互联网列车，拥有更多更好的“刹车”，让法律法规为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保驾护航，才能让人们安全共享网络技术释放出的便捷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