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经济账

咸丰四年(1854)起，浩罕国国王阿古柏开始入侵新疆。同治九年(1870)八月攻占吐鲁番，十月又越天山侵占乌鲁木齐。至此，阿古柏侵占了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和乌鲁木齐等天山南北广大地区。1871年5月15日，俄国军队越过边界，并于7月4日侵占了新疆伊犁地区。新疆危机更加严重。

1875年5月3日，清廷下旨，任命刚刚平定陕甘回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到光绪三年(1877)八月，左宗棠率军收复了新疆全境除伊犁以外的全部地方。光绪六年(1879)，因俄罗斯增兵伊犁、派兵舰出海威胁中国，七月，清廷让左宗棠入都，出任军机大臣、掌兵部事务。如此推算，左宗棠主兵新疆的时间，大约为五年半。

粗略统计，用兵新疆，左宗棠指挥的兵力总数大约在七八万人左右。七八万人耗时五六年的时间，共花费5000多万两银子，若没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左宗棠纵有不世出的才能也只能望疆兴叹。

清朝自乾隆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财政的货币收入总额大致保持在年均4200万两，由于鸦片战争后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财政上捉襟见肘，左宗棠筹款复疆的过程颇为曲折和艰辛。

“生平以用饷为忧，以争饷为耻”

新疆兵事初定之后，左宗棠先后于1879年12月20日和1882年7月18日两次上折，分别报销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光绪四年到光绪六年的军需款目。

根据左宗棠这两次奏折，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共支出银2645.2多万两，从光绪四年到光绪六年，共支出银1758.1多万两，小计4403.3多万两。这些支出之后，还欠包括各军军饷、抚恤费，以及向华商、洋商借款的本金、利息等，约960万两。以上合计大约5400万两。这应该是左宗棠用兵新疆所花银两的大概数目。这5400多万两，主要用于兵勇口粮和军饷、借款利息、军械和军需购买、水陆运费、银两汇寄资费、伤亡抚恤、屯田支出、汉回安插赈济、随营文武各员薪资、办公经费等等。

应当指出的是，这只是左宗棠直接统辖的部队的花费，并非清廷收复新疆的总支出。因为除左宗棠部队之外，当时新疆还有像刘锦棠老湘营、伊犁将军金顺的部队、哈密办事大臣明春的部队等等，他们的粮食、军械等虽由左宗棠大营提供，但军饷都是独立的，粗略估算，6年不下1000万两。因此，可以说，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六年，清廷在新疆的花费，总共不低于6000万两。

按照左宗棠的统计，这六年，拨解到左宗棠大营的银两大约6018.3万两，主要来自各省、各海关的协饷——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左宗棠收到的协饷约为1810万两，光绪四年到光绪六年收到的协饷数为1618万两。此外的主要收入，还包括户部拨款，各地为甘肃所收的捐纳，甘肃、新疆本地所收的厘税等等。

各地协饷中，以浙江和江西拨解最多，6年分别拨运了703万两和471万两，超过了当时号称富庶的江苏和广东。新疆用兵结束后，左宗棠上折，专门为这两省的巡抚奏请了头品顶戴，以示感谢。

筹饷，应该说是左宗棠——这位新疆用兵主帅的头等大事，也让他时常在给友朋的信中感慨“生平以用饷为忧，以争饷为耻，至此颇切焦烦”。这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则是催负责给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各海关迅速拨银。

于是，在左宗棠给各地督抚、藩司的信中，要饷成重要内容。为了要饷，他这位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经常得向官阶低其至少两级的藩司赔笑脸、说好话，比如光绪元年(1874)，文格出任四川布政使，看到左宗棠饷银紧张，迅速解来一批协饷，左宗棠不胜感激，去信盛赞文格此举“公忠之谊，一时无两”。但就是这样，各地巡抚、藩司经常还不买左宗棠的账。光绪四年(1878)，处于“三空四尽”之际的左宗棠给广西巡抚杨庆伯去信，提出以湖南拨给自己部队的西征协饷抵押，向广西借款100万两，分四年还清。根据左宗棠的调查，广西至少有300多万两的库款，但广西巡抚杨庆伯最后只愿意借8万两，以致左宗棠最后不得不向总理衙门抱怨“广西深藏若虚，颇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