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心得体会：学会和习惯在监督中执政

金秋十月，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的大事。习近平同志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新的长征途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继承和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走好新的长征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呢？新的长征，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和习惯在监督中工作和生活，学会和习惯在监督中长期执政。

一、历史的回声

关于监督，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延安的“窑洞对”。

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同黄炎培有一段关于民主监督问题的闻名于世的对话，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重温起来，仍然是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接待了从重庆来的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民主人士。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的窑洞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这一席掷地有声的耿耿诤言，毛主席非常干脆、毫不含糊地对黄炎培讲：“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第148-149页）主席的话一针见血，讲到家了。我们共产党要保持生机和活力，跳出和打破历代统治王朝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走民主执政之路，走民主监督之路。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基于对历史的这种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将永远是历久弥新的。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邓小平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聚焦和倡导监督，特别是聚焦和倡导党内监督的第一人。早在1957年，他就告诫我们，“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0页）。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两个“最重要”的著名论断。第一个“最重要”——“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这是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按照邓小平思路，最重要的监督主体——党委会；最重要的监督客体——领导人。在实际党内政治生活中，尽管监督主体和监督客体是处于“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但“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第二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是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这是邓小平三落三起之后，总结出的一条对党的长远建设有着极其重要和关键意义的结论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