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早记录红军长征的单行本文献：《二万五千里长征记》 （3）

 3、红军长征与“倮倮国”的“故事”。中国工农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沿途群众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红军宗旨、纪律，获得了沿途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而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宣传工作，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中记录的红军“进入倮倮国”的事迹，正是中共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典范。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到达四川会理、西昌地区。为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红军必须通过彝民聚居区域。由于历史因素，生活在这里的彝族民众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压迫和蒙蔽，导致民族之间相互不信任甚至敌视。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长征中党和红军运用多种途径向彝族民众广泛宣传党的性质、宗旨以及民族政策。如总政治部发出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强调用写标语、口头宣传等形式争取彝族群众并发动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简洁明朗的语言，指斥军阀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宣传党坚持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同时要求红军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红军纪律，努力以模范的行动来消除彝民的误解和戒心；党和红军还注意消除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因素，在《红星报》上发文要求“纠正沿用‘犭’旁书写少数民族族名”，而改用“亻”旁，如把“猓猓”改为“倮倮”等……以此提高彝民对党和红军的认识。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中，还记录了党和红军用实际行动来扩大在彝族民众中的影响力，其中就有红军解救狱中“倮倮”经过的一些“故事”。《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记载道：“冕宁城中有专为拘禁倮倮的监狱，无论男女老幼，都上了很重的镣铐。红军为着实行他们的民族政策，要解放狱中的倮倮。……后经一番的解释和宣传，始得全部释放。”⑤红军将领刘伯承按照彝族的风俗习惯，与沽基（鸡）族⑥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送了倮倮国二百支步枪，一千元银币，与他们订定了过境的协定。”⑦刘伯承还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帮助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⑧。通过这些方式，党和红军赢得了彝族民众的信任和支持，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为此，《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盛赞说：“这是倮倮国外交的胜利，亦是红军政治工作的成功。后来有三个倮倮加入红军当兵。”⑨

总之，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这本珍稀史料中，和以上三个“故事”相类似的红军事迹还有许多，这些生动的记载，都是我们今天贴切地了解长征史实的活材料。

①[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宁波发现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书籍》，《宁波晚报》2012年8月30日，第A09版。

③喻权域：《关于红军长征中一则史实的通信》，《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

④朱笠夫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36页。

⑤朱笠夫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39页。

⑥注：沽基（鸡）族为彝族家支中的一支。

⑦朱笠夫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40页。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⑨朱笠夫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