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书读完了，但书是教不完的（2）

1919年在哈佛读书时，未婚的陈寅恪曾对吴宓和梅光迪谈起他的“爱情五等论”：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吴宓日记》)

陈寅恪自称所享的是第四等爱情，37岁才娶媳妇的他对吴宓说：“我辈讨老婆不如别人，没什么丢人，学问不如人，这个才丢人。”当然，这是玩笑话。陈寅恪与妻子唐篔一生感情甚笃，在他一生中所有颠沛艰难的时日里，妻子一直守护着他。

1925年，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请来四大导师坐镇：第一位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梁启超；第三位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既无学位也无著作的陈寅恪。

研究院主任吴宓力荐陈寅恪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

受聘于清华大学，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陈寅恪教授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44岁那年，不修边幅的他已经被清华大学的学生戏称为“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也难怪，那时他总是这样出现在教室前的过道上：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1934年《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之《教师印象记》)

调侃归调侃，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知道陈寅恪的学问之高，时人无出其右者。他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教授之间有不同见解，也常常要求教于他。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那时还是专修德文的学生，也选修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回忆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另一位学生蓝文征说：“陈先生讲演……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

每逢周末，陈寅恪一家便乘校车进城与家人团聚，星期日下午仍乘校车回清华园。“返程的校车从东城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开过来，经西城站点时已是乘客满座，我们由西城上车后，总有青年学生起身让座，那时候尊敬师长蔚然成风，至今仍有印象。”多年后，女儿们在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中写道。

“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别不同类别的书籍。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

佛经、禅宗的书一定是用黄包袱皮包着，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陈寅恪对教书这件事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他在课堂上博古通今，各国语言、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凭一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讲出大千世界，而且“创见极多，全非复本”(梁嘉彬《陈寅恪师二三事》)。

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后来都是大家。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突然眼前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流求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

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陈寅恪带家人逃离。在此后的9年里，陈寅恪辗转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即使在最艰难的战乱时期，他的先生风范依然使学生如坐白鹿洞中，受益良多。

1944年寒假一过，陈寅恪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授课，他身着长衫，脚登布鞋，腋下依旧夹着双层布包袱皮裹着的线装书前去教室。

此时，他的右眼已经视网膜剥落而失明，左眼也仅剩一点点微弱视力。成都电力供应不足，灯光昏暗，又时不时停电，陈寅恪备课与写作都十分吃力，就连学生的考试分数，也只能让大女儿流求帮忙誊到成绩单的表格中。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目光朦胧之中，他竟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

每天上课，他都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课。他在课上也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陈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的博闻强识曾写道：“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他的学生陈哲三回忆说：“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