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书读完了，但书是教不完的（3）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突然眼前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流求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

坏消息是，陈寅恪左眼视网膜也剥落了，在存仁医院住院期间，学生们轮流在病房值班照顾，让陈寅恪大为感动。他对前来探望的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

1945年，陈寅恪手术失败，遭遇人生最大的打击，双目失明了。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重返清华园新林院53号，陈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11月开始授课，学校为了方便他，干脆把课堂设在他家中最西边狭长的大房间内，陈寅恪就坐在教室正面的一张椅子上讲授《元白诗笺证》，每次讲两个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

这个教室只能容纳20多位学生，听课的有历史系和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研究生、讲师、副教授等。此时的陈寅恪体弱不能板书，只能由助手王永兴帮忙把引文、关键词和学生听不清的字句等写在黑板上。

陈寅恪有三位助手，王永兴负责跟授课有关的工作，汪篯重点在研究方面，陈庆华则负责外语部分。早上王永兴先到，下课后离去；接着陈庆华来工作，为陈寅恪读些外文文章，吃过午餐后离开；下午汪篯陪他散步，同时讨论学术问题。

此外，陈寅恪还是燕京大学研究生刘适的导师，刘隔两天下午就来一趟，另外两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王忠和艾天秩也会上门求教，当时已有名气的周一良也会经常来听课，课后就为他译读日文杂志和论文。

过去，课堂上讲到激动处陈寅恪便会闭目良久，但眼睛瞎了之后，他总是睁大双眼望着前方。

1948年，东北、华北炮声隆隆，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旭序邀陈寅恪南下广州任教，这才有了后面20年的故事。

学生早早来坐好，等助手黄萱敲钟，穿好长衫，戴好帽子的陈寅恪就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开始讲课。

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故居，可能是校园里最安静的地方了。草地和树木将来往行人远远隔开，要想走进来，必须要经过那条狭长灰白的“陈寅恪小道”。

1962年，时任中南局书记陶铸命人为他修这条小路的时候，陈寅恪的眼睛还能分辨晴天与阴天。

故居二楼的西面有个大阳台，便是陈寅恪当年授课的教室。学生的椅子是扶手上带小桌板的，密密排了十几把。墙上挂着小黑板，旁边放着先生的藤椅，陈寅恪上课时就和学生面对面坐着。1953年至1958年，这里是陈寅恪最后的课堂。

当时他每周上两次课，为历史系高年级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安排在上午，因此设在西面的阳台，避荫又凉快。学生早早来坐好，等助手黄萱摇铃，穿着长衫，戴着好帽子的陈寅恪就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开始讲课。

这些内容本是30年来再滚瓜烂熟的，但他仍旧重新备课。“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

“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是典型的说到做到的人，这使他累，也使他了不起。

跟以往在清华、北大和燕大一样，陈寅恪的课难度太高，总是课越上学生就越少。但不管是站满了人，还是只有一个人，他总是一视同仁。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躺在床上，已经水米不能进，心脏的每一下跳动都在他身上留下创伤。

1896年春天，七岁的陈寅恪拍了有生以来第一张照片，站在四个兄弟姐妹中，他手握一枝桃花。当年照相是稀罕事，小陈寅恪怕长大后认不出哪个小孩是自己，便握住桃花作为标记。这是他生命的初刻。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躺在床上，已经水米不能进，心脏的每一下跳动都在他身上留下创伤。他说不出话，只有眼角不断流出眼泪。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1929年)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刻在了他自己的墓碑上。

陈寅恪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请辞不愿再授课，是因为1958年4月的大字报洪峰，有人将他批为假权威、朽骨和毒瘤。

1961年8月30日，他和吴宓见了最后一面。

1964年，他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

1966年，他经历了“文革”劫难，家被抄，助手和护士被赶走，高音喇叭每日在床头吼叫，大字报贴满屋里屋外，妻子唐篔饱受拳脚之苦，就连瘫在床上的先生本人，也差点被用箩筐抬到会场批斗。

生命的最后三年，陈寅恪吃尽苦头，既来自病痛伤残的折磨，也来自政治运动的煎熬。这些伤害了他的肉体，加速了他的死亡，却于灵魂无损。他总是通过在心中默诵诗词句子来抵抗疯狂和无知的打扰。书看完了，全在心里。

陈寅恪身后，所有著作依他的意愿一字不改，并保持以繁体竖排出版。

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垂范后世，先生当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