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清谈误国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

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即指实人物的品题。郭泰与之不同。《后汉书》列传五八《郭泰传》云：

“林宗（郭泰）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覈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

又《世说新语•政事篇》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郭泰别传》略云：

“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

又《抱朴子•外篇》四六《正郭传》云：

“林宗周旋清谈阖闾，无救于世道之陵迟。”

郭泰为党人之一，“有人伦鉴识”，可是“不为危言覈论”，而“周旋清谈阖闾”。即不具体评议中朝人物，而只是抽象研究人伦鉴识的理论。故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郭泰之所以被容于宦官，原因也在这里。

然而，郭泰只是一个开端。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内容。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魏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

前朝清谈因为是与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的问题，即当日政治党系的表现，故值得研究。这有“四本论”和“竹林七贤”两个大问题。

《世说新语•文学类》云：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嵇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刘注云：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世说新语》此条刘注为前期清谈的重要材料。按第一篇《魏晋统治者之社会阶级》说过，曹操 求才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即未必有德。性者，仁孝道德也。曹操求才三令讲的实际就是才性异、才性离的问题。三令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与之同者即是曹党，反之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有关四本论的四个人，傅嘏、钟会论同与合，李丰、王广论异与离。就其党系而言，后二人为曹党，前二人则属于与曹氏为敌的党派。何以见得？

《三国志•魏志》二一《傅嘏传》略云：

“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懿）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正元二年春，毌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师）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昭）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以功进封阳乡侯。”

据此可知傅嘏为司马氏的死党。东汉士大夫以仁孝道德（性）为本，为体，推广至于治国用兵之术（才）为末，为用。总而言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傅嘏所谓“才性同”，正是东汉士大夫的主张，也是司马氏的主张。他的主张与曹操三令旨意完全不同。原因即在他所属的党派是与曹氏为敌的司马氏一党。